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八
真宗皇帝
训导太子
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，后宫李氏生子。知开封府周起方奏事，上谓起曰：『知朕有喜乎?』起曰：『臣不知也。』上曰：『朕始生子。』即入禁中怀金钱出，探以赐起。李氏杭人，初入宫侍刘修仪，庄重寡言，上命为司寝。既有娠，从上临砌台，玉钗坠，上恶之。上私卜：钗完当生男子。左右取钗以进，殊不毁。上喜甚，已而果生子。后封李氏为崇阳县君，复生一女，不育。李氏所生，是为仁宗。七年二月，车驾祀太清宫还。戊午，次襄邑县。皇子来朝。
三月丁未，以皇子受益为左卫上将军，封庆国公，月给俸钱二百千。初，宰相屡言：『皇子未议封建，中外系望。今朝修礼成，愿特降制命。』上虽从之，而谦让未加王爵。旧制：国公食邑三千户，今止千户，有司之误也。皇子即后宫李氏所生，于是五年矣。刘皇后以为己子，使杨婉仪保视之，故仁宗尝呼后为『大娘娘』，婉仪为『小娘娘』。
八年十二月戊寅，皇子加冠礼。辛卯，以皇子庆国公受益为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，封寿春郡王。旧制：本州当选牙校、僧道至阙称贺。诏罢之，止令官吏附驿上贺状。
九年正月壬申，以兵部郎中张士逊为户部郎中[1]，直昭文馆，左司谏、直史馆崔遵度为户部员外郎、直史馆如故，并充寿春郡王友。赐袭衣、犀带、缗钱，又赐遵度金紫，作诗宠之。时王将受经[2]，命中书择耆德方正有学术者为府官。士逊时为河北转运使，以其平雅和谨，历外任著治声，澹于荣利；遵度同修起居注十年，立殿墀上，常退匿楹间，虑上见之，缙绅推其长者。即召士逊赴阙，而并命焉。初，宰相将用士逊等为翊善、记室，上曰：『翊善、记室，府属也。王皆受拜，故以王友命之。』令王每见答拜，示宾礼之意。士逊尝谒王旦，称王学书有法。旦曰：『公为王友，职止于是耶?』士逊愧谢。
欧阳修以此事为责谕德。按：二年八月始建东宫，崔遵度为谕德，时王旦已死矣。今止从《遗事》。
二月甲午，诏筑堂于元符观南，为皇子就学之所[3]，赐名曰资善。上作记，刻石堂中，命入内押班周怀政为都监，入内供奉官杨怀玉为寿春郡王伴读，仍面戒不得于堂中戏笑及陈玩弄之具，庶事由礼，使王亲近僚友。丙申，以后宫崇阳县君李氏为才人。
五月戊午，诏奖寿春郡王友张士逊等，以王读《孝经》彻章故也。王初为诗，即自成章，有『人心怀礼义』之句。上喜，以语辅臣。
天禧元年二月戊寅，寿春郡王受益兼中书令。
七月，宰臣王旦以病坚求罢相。甲寅，召对滋福殿，因命皇子出拜。旦言：『皇子盛德，必任陛下事。』
旦《遗行录》及神道碑并称『皇太子』。按：此时未建东宫，今称皇子。《会要》亦称皇太子，又以为祥符九年事，尤误也。
十月辛卯，寿春郡王读《论语》终，上作诗赐王及王友张士逊等。
二年正月辛亥，幸元符观资善堂，宴从臣及寿春郡王府官属。出御制赐寿春郡王《恤黎民》等歌、《元符观资善堂》等记、颂，并出寿春郡王诗什笔翰示宰相。
二月丁卯，以昇州为江宁府，置军曰建康，命寿春郡王为节度使，加太保，封昇王。先是，宰臣因对，屡言：『王性聪悟，好学乐善，孝谨弥笃，迥然老成，而未正封爵，中外人情咸有所属望。愿乞依臣等奏，早议崇建。』上谦让久之，洎固请再三，用许焉。戊辰，以寿春郡王友张士逊、崔遵度并为昇王府谘议参军，左正言、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。
八月丁酉，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，不允。表三上，许之。先是，知梧州、卫尉寺丞陈执中上《复古要道》三篇，上异而召之。上时已属疾，春秋高，大臣莫敢言建储者。执中既至，进《演要》三篇，以蚤定天下根本为说。翌日，上以他疏示辅臣，皆赞曰：『善。』上指其袖中曰：『更有善于此者。』出之，即《演要》也。因召对便殿，劳问久之，寻擢为右正言。执中，恕之子也。
《实录》载执中得见于崇政殿，其日甲寅，在立太子后凡十日。据本传，则执中既见逾月，乃立太子。不知孰是。以事理推之，本传当得其实。盖群臣因执中言，始有建储议。见于崇政，恐非初对也。今从本传。
甲辰，立昇王受益为皇太子，改名祯。大赦天下，惟十恶、劫杀、谋杀、故杀、斗杀、盗官物、造符印官典、犯赃论如律，宗室并加恩，文武常参官子为父后见任官者，赐勋一转。乙巳，以翰林学士晁迥为册立皇太子礼仪使，命秘书监杨亿撰皇太子册文，知制诰盛度书册，陈尧咨书宝。庚戌，以右谏议大夫、知开封府乐黄目为给事中，兼太子左庶子、昇王府谘议参军，吏部郎中、直昭文馆张士逊为右谏议大夫，兼右庶子，礼部郎中、直史馆崔遵度为吏部郎中、直史馆兼左谕德、记室参军，左正言、直史馆晏殊兼舍人，赐金紫。右正言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，兼右谕德，赐绯鱼。玉清昭应宫官、资善堂都监、左藏库使、长州刺史、人内押班周怀政为左骐骥使、入内副都知，兼管勾左右春坊事。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。上初欲授迪太子太傅，迪辞以太宗时未尝立保、傅，乃止兼宾客。而诏皇太子礼宾客如师傅。诏中书门下五品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、诸司三品见皇太子并答拜，自余受拜。癸丑，上作《元良箴》赐皇太子，又作诗分赐宾客而下。丁巳，诏皇太子月给钱二千贯。礼仪院言：『至道中，敕在官于皇太子称名，宫寮称臣。续准敕依皇太子所请，宫寮止称名。』诏如至道之制。
九月甲子，右谏议大夫兼太子左庶子张士逊等言[4]：『臣等日诣资善堂参见皇太子，犹令升阶列拜，然后跪受[5]。望令坐受参见。』不许。乙丑，蔡州团练使德雍等请皇太子受拜，不许。丁卯，御天安殿册皇太子。壬申，皇太子谒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。癸酉，谒太庙。
十二月壬寅，召知益州、枢密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王曙为给事中兼太子宾客，职如故。
三年二月丁未，出皇太子所书御诗赐宰相。上作《学书歌》赐太子。丙辰，又作《劝学吟》赐之。
四月，诏太子右庶子张士逊已下，每遇皇太子侍车行幸，许依内殿起居陪从。
九月丙子，赐皇太子元良《述六艺箴》、《承华要略》十卷、《授时要略》十二卷，又以国史、两朝实录、太宗文集并御集、御览群书赐皇太子，遂宴从官。辛巳，给事中、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李迪言：『昨日东宫赐宴，臣获陪侍。皇太子举动由礼，言不轻发，视伶官杂戏，未尝妄笑。左右瞻仰，无不恭肃。』上曰：『常日居内庭，亦未尝妄言也。』寇准曰：『皇太子天赋仁德，严重温裕。复禀圣训，勤道力学，实邦家之庆也。』
十一月辛酉，閤门、太常礼院上《大礼称庆合班图》，皇太子序位在宰相上。太子恳让，上以谕辅臣，寇准等陈：『储副之重，不可谦抑，望遵仪制。』再请，乃许。戊辰，翰林学士钱惟演言：『正阳门习仪，皇太子立于御坐之西。左右以天气暄煦，捧伞障日，太子不许，复遮以扇，太子又以手却之。文武在列，无不瞻睹。有司设马台于太庙内，太子乘马至门，命移出萧屏外，下马步进。及南郊坛，前驱者解青绳将入外壝，太子亟止之。将及外壝，即下马。伏以太子英睿之德，既自天资；谦恭之志，实遵圣训。虽汉储被诏，不绝驰道。五官正服，以见侍臣。比兹巨美，不可同日而语矣。昔桓荣以储宫专精博学，谓之国家福祐，书于史册。今太子持谦秉礼，发自至诚，士民传说，充溢都邑。伏望宣付史馆，以彰盛德。』诏奖皇太子，仍优答惟演。甲戌，皇太子言：『于玉清昭应宫建殿置经藏。以资圣算。』功毕，有诏褒答。
四年六月，上不豫。寇准欲请太子监国，事泄，丁谓等力谗之，准罢政事，为太子太傅、莱国公。
七月癸亥，上对参知政事李迪等于滋福殿。上初欲相迪，迪固辞，于是又以属迪。有顷，皇太子出拜上前，曰：『蒙恩用宾客为相，敢以谢。』上顾谓迪曰：『尚复何辞耶?』丙寅，以礼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李迪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、平章事。甲戌，周怀政等谋奉帝为太上皇，传位太子而废皇后。事泄，怀政伏诛（事見《周怀政谋废立》）。怀政既诛，有欲并责太子者。上意惑之。李迪从容奏曰：『陛下有几子，乃为此计！』上大寤，由是东宫得不动摇，迪之力居多。
此据《记闻》。
八月辛卯，以太常丞、直龙图阁冯元为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。初，太子为寿春郡王，王旦荐元宜讲经资善堂。帝以元少，更命崔遵度。遵度卒，乃命元代之。
九月壬子，以玉清昭应宫副使、尚书右丞林特为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，副使如故。
十月己卯，资善堂上梁，皇太子会官僚观之。太子太保王钦若承诏旨与焉。壬辰，以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仍令日赴资善堂，侍皇太子讲读。丙午，召皇太子、宗室、近臣赴玉宸殿翠芳园观稻，遂赐宴。
十一月乙丑，上对辅臣于承明殿。上曰：『朕迩来寝膳颇渐康复，然军国之事，未免劳心。今太子年德渐成，皇后素贤明，临事平允，深可付托。欲令太子莅政以外，皇后居中详处。卿等可议之。』辅臣进曰：『臣等所奉德音，实邦家之大庆。况皇太子升储以来，日隆德望。皇后辅佐岁久，中外遵教，海内瞻企，人无间言。然太子既监总朝政，望令中书、枢密大臣各兼东宫职任，庶日奉谋议，便于翼赞。』上许之，于是退议其等例，传旨命学士草制，诏可。自寇准贬斥，丁谓浸浸擅权，至除吏不以闻。李迪愤懑，尝慨然语同列曰：『迪起布衣，十余年至宰相，有以报国，死且不恨，安能附权臣为自安计乎?』及议兼职，时迪已带少傅，欲得中书侍郎、尚书。谓执不可，遂草熟状，谓加门下侍郎兼少师，迪加中书侍郎兼左丞，曹利用加检校太师，冯拯加检校太尉，并兼少保。任中正加右丞，钱惟演加兵部侍郎，王曾加户部侍郎，并兼宾客。玉清昭应宫副使工部尚书林特、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张士逊先兼太子宾客，并改詹事。翰林学士、户部员外郎晏殊先兼舍人，改左庶子。余官悉如故。丙寅，谓、迪等人对于长春殿。迪与谓忿争上前，上怒，各降秩一级罢相，谓知河南府，迪知郓州。制书犹未出，钱惟演恐谓出则己失援，白上欲留之，并请留迪。戊辰，命谓以户部尚书、迪以户部侍郎归班。是日，惟演及中正、曾等并如初议迁秩，领东宫官，而太子议政诏书及拯、利用等制皆格。己巳，谓人对请留，诏送谓赴中书依旧视事，仍诏迪出知郓州，放朝辞，即时赴任（余见《丁谓事迹》）。庚午，诏：『自今中书、枢密院、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，其常程事务，委皇太子与宰臣、枢密使已下，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。』皇太子上表陈让，优诏不允。初议欲令太子总军国事，丁谓以为不可，曰：『即日上体平，朝廷何以处此?』李迪曰：『太子监国，非古制耶?』力争不已。迪既罢出，故有是诏。
迪本传以谓此制诏在迪未罢相时，盖误也。
辛未，吏部尚书、平章事丁谓加左仆射、门下侍郎兼太子少师，枢密院使、同平章事冯拯为右丞、仆射、中书侍郎兼少傅、平章事，枢密使、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。中书、枢密院上言：『自今百官五日于长春殿起居，其余只日亲朝，请御承明殿。其或皆不坐，则令閤门宣传放朝。』从之。壬申，皇太子见宰相、枢密使于资善堂，诸司职掌以次参谒。甲戌，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晏殊、礼宾副使太子宫祗侯杨怀玉上《新编赐东宫御制》五十卷。时辅臣论次御集，乞降赐皇储文字，遂命怀玉编录。怀玉请令殊同纂集，至是来上。
十二月乙酉，赐泾王元俨银五千两，宗室防御使各千两，团练使八百两，余各有差。又赐太子少师丁谓、少傅冯拯、少保曹利用各四千两，宾客任中正、钱惟演、王曾、太保王钦若、詹事林特三千两，左庶子晏殊、詹事张士逊各二千两，谕德鲁宗道、冯元各千两，自余宫臣、常从各有差。又赐殿前副都指挥使蔚昭敏钱四百万，步军副都指挥使冯守信三百五十万，殿前都虞候夏守恩、马军都虞候刘美各三百万，四厢都指挥使、诸班、诸军都虞候而下，视月俸给之，以皇太子亲政行庆也。诏：『中书、枢密院自今内臣传旨处分公事，并须奏覆，令中书提点五方堂后官、枢密院承旨而下，自今月十三日以后，从宰臣、枢密使赴资善堂祗侯二中书、枢密院上言：『请自今遇只日，承明殿不视朝，则入内都知传宣，中书、枢密院诣太子资善堂议事，应时政及后殿军头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讫奏。系迁改升降者，送中书、枢密院进呈取旨。如无公事，则宰臣、枢密使已下遇参辞谢皇太子，许三二人以上为一班，诣堂延见。自余官僚并止留榜子。』诏从之。自是辅臣每会议，皇太子秉笏南面而立，中书、枢密院以本司事递进，承令旨时政之外，京朝幕职、州县官、使臣、禁卒咸引对焉，事毕，接见辅臣如常礼。庚寅，诏中书、枢密院每赴资善堂议事，止令张景宗一员侍皇太子，余悉屏之。丁酉，中书、枢密院言：『每至资善堂，请皇太子无答拜。』诏不许。辛丑，皇太子会师傅、宫官于资善堂，赐教坊乐。
闰十二月。上久不豫，前二日因饵药泄泻，前后殿罢奏事。乙亥，力疾御承明殿，召辅臣语其状，因谕以尽心辅导储贰之意。出手书一幅付之，其略曰：『朕近觉微恙发动，四体未得痊和。盖念太祖、太宗创业艰难，不敢懈怠。忧劳积久，成此疾疹。今皇太子虽至性天赋，而年未及壮，须委文武大臣尽忠翊赞。自今要切时政，可召入内都知会议闻奏，内庭有皇后辅佐宣行，庶无忧也。』丁谓等进曰：『陛下微爽康和，即当平愈。况元储已亲庶政，克固海内之心。宫阃内助，事皆平允。特宽圣虑，勉近药医，以宁福祉。』自是圣体渐平，凡旬浃乃复常焉。时太子虽听事资善堂，然事皆决于后，中外以为忧。钱惟演，后戚也。王曾说惟演曰：『太子幼，非中宫不能立。中宫非倚皇储之重，则人心亦不附。后厚于太子，则太子安；太子安，乃所以安刘氏也。』惟演以为然，因以白后，两宫由是益亲，人遂无间。
五年三月庚子，宰臣丁谓请自今兼太子师、傅，十日一赴资善堂；宾客已下，只日更互陪侍讲学。上可之。
四月丁未，以内殿崇班雷允恭为皇太子宫都监、同管勾资善堂左右春坊司事。戊午，皇太子生辰，宴官僚、辅臣于资善堂。
五月癸未，诏皇太子读《春秋》。辅臣奏曰：『臣等时入资善堂，陪侍讲席。太子天姿英迈，好学不倦，亲写大小字示臣等，天然有笔法。』上喜曰：『赖卿等辅导也。』辅臣皆再拜。
十月壬子，辅臣以上违豫浸久，上表引汉宣帝、唐高宗故事，请五日一御便殿及朔望坐朝，春、秋大宴及赐群臣会，并上就锡庆院。如有军国大事，即非时召中书、枢密院参决。其只日资善堂议事及双日中书、枢密院早入并如旧。又请自今庆节上寿，皇太子押文武班。悉从之。
十二月癸亥，上作歌赐皇太子，奖其书翰日进也。
乾兴元年正月癸未，始命皇太子朝拜启圣院太宗神御殿，师傅、官僚悉从。
二月甲辰，上对宰相于寝殿之东偏。上不豫浸剧，宰相进曰：『圣体未和，过于忧轸，无乃以皇太子春秋尚未富否?』上颔之数四。宰相又曰：『皇太子聪明睿智，天命已定，臣等竭力奉之。况皇后裁制于内，万务平允，四方向化，敢有异议，乃是谋危宗社，臣等罪当万死。』上甚悦。自上不豫以来，太子出则监莅军国，入则省视医药，皇后悉倾宫閤中妆具财用，遣使诣道宫、佛寺、天下名山胜境为上祈福者，不胜纪。上每言：『皇后所行，造次不违规矩，朕无忧也。太子动息必躬亲调护，暂去左右则继遣询问。至于乳保小臣，皆辍勤愿岁久者，旦夕教其恭恪。而太子纯孝之德，亦由天赋，非常情所及焉。』
蔡夔州《直笔》载：上疾大渐，大臣扣閤问候，乃以指点胸，又展五指，再出三指，以示丁谓等。时皇八弟燕王独存[6]，仁宗先已建储，方年十三。观上意，盖有所属。章献隔帷见之，候大臣退，令近侍追之，传谕：『适来官家展五指，又出三指，只说三五日来疾势稍退，别无他意。』谓等诺之。此事或政当此日，然疑不敢著。《邵氏闻见录》云：真宗大渐之夕，李文定与宰执以祈禳宿內殿。时仁宗幼冲，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，以问疾留禁中，累日不肯出，宰执患之，无以为计。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[7]，曰：『王所须也。』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，水尽黑，令持去。王见之大惊，意其有毒，即上马去。文定临事，大抵皆类此。按：当此时，文定贬斥久矣，或指他相，则不可知。又按《仁宗实录》：真宗崩，元俨以疾在告，特遣中使告谕。王扶疾至內庭，号泣见太后。既奏慰，遂庐于宫门之侧。如此，则真宗未崩以前，元俨固不留宿禁中也，恐邵氏误尔，今不取。
戊午，上崩于延庆殿，仁宗即皇帝位。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，淑妃杨氏为皇太妃，军国事兼权取太后处分。百官见上于延庆殿之东楹。
校勘记
[1]兵部郎中 《长编》卷八十六作『工部郎中』。
[2]王将 原本作『王爵』，据《长编》卷八十六改。
[3]皇子 原本作『王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八十六改。
[4]左庶子 原本作『右庶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九十二改。
[5]然后跪受 原本『然后跪』三字为三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九十二补。
[6]皇八弟燕王 原本作『皇弟八燕王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九十八乙正。
[7]偶 原本作『遇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九十八改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九
仁宗皇帝
经筵
乾兴元年二月戊午，仁宗即位，皇太后垂帘听政。
十一月辛巳，始御崇政殿西閤。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、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《论语》，侍读学士李维、晏殊与焉。初，诏双日御经筵，自是虽只日，亦召侍臣讲读。王曾以上新即位，宜近师儒，故令奭等入侍。上在经筵，或左右瞻瞩，或足敲踏床，则奭拱立不讲。每讲，体貌必壮，上亦为竦然改听。
史多载此事于天圣末，今移见此。帝意或不在书，必初年，其后圣德日新，决不然矣。
十二月甲辰，诏辅臣崇政殿西庑观侍讲学士孙奭讲《论语》，既而上亲书唐贤诗以分
赐焉。自是每召辅臣至经筵，多以御书赐之。
天圣元年四月。上初即位，太常丞、直集贤院、判吏部尚书丁度上书论六事，一增劝讲官[1]。
九月戊寅，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，观冯元讲《论语》，仍赐御飞白书。
二年二月乙亥，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讲《孝经》。皇太后谕宰臣曰：『比择儒臣侍上讲读，深有问益。』宰臣因言工部郎中马宗元通经有行义，可使人奉经筵。辛丑，命宗元直龙图阁。
六月己未，赐马宗元三品服，以讲《孝经》彻章也。
八月己卯，上幸国子监，谒先圣文宣王。召从臣升讲堂，令直讲、屯田郎中马龟符讲《论语》，赐龟符三品服。
三年三月己酉，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，观孙奭讲《曲礼》，仍赐御书古诗各一章。
十月壬申，判国子监翰林侍读学士孙奭、龙图阁直学士冯元等奏：『近召河南县主簿郭稹充直讲，敕令发遣归任。所阙直讲，别举官以闻。臣等知稹文学优长，履行修谨，欲望且令在监，分经讲诵。』诏以稹为国学说书，仍令自今于参选人内保奏，不得抽差见在任官。
四年闰五月甲子，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侍读学士宋绶等读《唐书》。上曰：『朕览
旧史，每见功臣罕能保始终者。若裴寂、刘文静，俱佐命元劝，不免诛辱。』王曾对曰：『寂等之祸，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。』绶兼勾当三班院，因请解所兼职。皇太后命择前代文字可资孝养补政治者以备帝览，遂录进唐谢偃《惟皇诚德赋》，又录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要言及唐太宗所撰《帝范》二卷、《明皇朝臣僚所献圣典所献》三卷、《君臣正理论》三卷上之。
七月，上尝谓辅臣曰：『比大暑罢讲读，适已召孙奭等说书。卿等公事退，可暂至经筵。』王曾曰：『陛下万几之暇留意经术，虽炎暑不辍，有以见圣学之高明也。』
九月乙卯，诏曰：『讲学久废，士不知经，岂上之教导不至耶?其令孙奭、冯元举京朝官通经术者三五人以闻。』庚申，诏：『礼部贡院举人，有能通三经者，量试讲说，特以名闻，当议甄擢。』
十月。先是，孙奭、冯元共荐大理寺丞杨安国为国子监直讲，于是并召安国父奉礼郎兖州学讲书光辅入见。上令说《尚书》，光辅曰：『尧舜之事，远而未易行。臣愿讲《无逸》一篇。』时年七十余矣，而论说明畅。上欲留为学官，光辅固辞。乙卯，以光辅为国子监丞遣还。
五年九月癸卯，召辅臣至崇政殿西庑，观孙奭讲《书》，各赐织成御飞白字图。
十月庚辰，以讲《礼记》彻，燕近臣于崇政殿，仍诏两制及馆阁官赋诗以进。
六年三月壬寅，召辅臣崇政殿西庑观侍讲孙奭讲《尚书》。
九年三月己巳，翰林侍读学士孙奭、试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贾昌朝、秘书丞诸王府侍讲赵希言、殿中丞国子监直讲郭稹、左赞善大夫国子监直讲杨安国讲说於中书。
七月癸酉，以翰林侍讲学士兼龙图阁学士、兵部侍郎孙奭为工部尚书、知兖州。帝每御经筵，设象架，庋书策外向，以便侍臣讲读。奭年高视昏，或阴晦，即为徙御坐于阁外。奭讲至前世乱君亡国，必反覆规讽，帝竦然听之。尝画《无逸图》以进，帝施于讲读阁。帝与太后见奭，未尝不加礼。三请致仕，召对承明殿，敦谕之。奭以年踰七十，固请泣下，帝亦恻然，诏与冯元讲《老子》三章，各赐帛二百匹，以得请求近郡，故优赐焉，仍诏须宴而后行。
明道元年正月甲辰，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讲《书》。
二年三月，太后刘氏崩。
景祐元年三月丁亥，始置崇政殿说书，命都官员外郎贾昌朝、屯田员外郎赵希言、太常博士崇政殿检讨王宗道、国子博士杨安国日以二人入侍讲说。初，孙奭出知兖州，上问奭谁可代讲说者，奭荐昌朝等，因命中书试说书，至是始特置此职以处之。后三年，乃迁天章阁侍读。
五月辛未，御崇政西庑，召辅臣讲《书》。
二年正月癸丑，置迩英、延羲二阁[1]，写《尚书·无逸》篇于屏。迩英在迎阳门之北，东向，延羲在崇政殿之西，北向。是日御延羲阁，召辅臣观盛度进读《唐书》、贾昌朝讲《春秋》，既而曲宴崇政殿。
三年正月乙巳，贾昌朝言：『臣幸得侍经禁中，陛下每以清间之燕，向学稽古，微言要道，取高前圣。事在双日，杳隔严宸。时政记、史馆日历及起居注莫得纂集。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，凡书筵侍臣出处、升黜、封章、进对、燕会、赐与，皆用存记，列为二卷，乞送史馆。』诏以迩英、延羲二阁《记注》为名，命章得象等接续修纂。
九月辛卯，召辅臣至迩英阁观讲《书》。
四年三月甲戌朔，以崇政殿说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、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、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、主客员外郎国子监直讲杨安国并兼天章阁侍讲，预内殿起居，比直龙图阁，而班直阁本官之上。天章阁置侍讲自此始。
九月丁卯，御迩英阁读《唐书》，因诏《唐书》列传止取事义切于规戒者读之。
十月甲戌，御迩英阁，读《正说·谨罚》篇，述后汉光武罢梁统从重之奏。帝曰：『深文峻法，诚非善政。』宋绶对曰：『王者峻法则易，宽刑则难。夫以人主得专生杀，一言之怒则如雷如霆，是峻易而宽难也。』丙戌，迩英阁读《正说·养民》篇。帝曰：『《尸子》言君如杆，民如水，何也?』丁度对曰：『水随器之方圆，若民从君之好恶，是以人君谨所好为。』甲午，迩英阁讲《春秋》。上曰：《春秋》自昭公之后，鲁道陵迟，家陪用政，记载虽悉而典要则寡，宜删去蔓辞，止取君臣政教事节讲之。』因谓宋绶等曰：『《春秋》经书在于奖王室，尊君道。邱明作传，文义甚博。然其间录诡异，则不若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传之质。』绶等对曰：『三传得失，诚如圣言。臣等自今，凡邱明所记事稍近诬及陪臣僭乱无足劝诫者，皆略而不讲。』
宝元二年十月丙寅，上御迩英阁，观《左氏春秋》及读《正说》终。上曰：『《春秋》所述前世治乱之事迹，敢不监戒?《正说》先帝训言，敢不尊奉?』丁度等拜伏而言曰：『陛下德音若此，诚天下之福也！』上复问度《洪范》、《酒诰》二篇大义，度悉以对。因诏度讲《周易》，李淑读《三朝宝训》，丁度、李仲容读所编史规鉴事迹。辛巳，曲宴近臣于崇政殿，以讲《左氏春秋》彻也。
庆历二年二月丁丑，诏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。故事，台丞无在经筵者。上以昌朝长于讲说，特召之。
四月戊戌，以讲《周易》彻，召讲读官及两制、宗室正刺史以上燕于崇政殿。
四年三月丙辰，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，因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《毛诗》，王洙读《祖宗圣政录》，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《前汉书》，数刻乃罢。自元昊反，罢进讲，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陈十五事，其八曰《延讲诵》：『王者必延学古之士，以备顾访，及于闲宴。先帝时得邢昺、杜镐、孙奭、冯元，犹有正议闻于上，名节著于朝。汉家宰相精通一经，天下大事，据之以决。夫帝王治经与品庶异，不独玩空史、占古语也。天下无事，右文之治于是在，天下有事，经武之图于是出。沉滞僻老，孤陋鄙生，使之坐乡塾训民士者，非帝王经意也。今方外少有事，臣等不复进见二年矣。苟不足以发大问，奉大对，虽屏弃之，无足惜者。以为先王之遗籍，古人之陈篇，可以讲无事之朝，不足赞有为之世，臣愚以为过矣。』因献《劝讲箴》。至是，复命讲读经史。
三月丁亥，帝谓辅臣曰：『朕每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，未尝令有讳避。近讲《诗·国风》，多刺讥乱世之事，殊得以为监戒。』章得象对曰：『陛下留意六经，能远监前代兴亡之迹，此诚为图治之要也。』
五年二月丙申，御迩英阁，读《汉书·元帝纪》。上语及成帝政理，丁度因言：『顷者臣下不知大体，务相攻讦，或发人阴私，以图自进，赖陛下明圣觉悟，比来此风渐息。』上因言攻讦之弊曰：『凡此皆谓小忠，非大忠者也（时范仲淹等斥逐）。』戊戌，讲《诗》，起《鸡鸣》，尽《南山》篇。先是，讲官不欲讲新台，帝谓公亮曰：『朕思为君，君道善恶皆欲闻，况《诗》三百皆圣人删定，义存劝戒，岂当有避也?』乃命自今讲经史，无得辄遗。庚戌，御迩英阁，进读《三朝经武圣略》，出阵图数本，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官。
三月戊午，迩英阁讲《诗·匪风》篇，曰：『谁能烹鱼，溉之釜鬲。』帝曰：『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义与此同否?』丁度对曰：『烹鱼烦则碎，治民烦则散。非圣学深远，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?』丁度侍经筵岁久，上每以『学士』呼之而不名。尝问蓍龟占应之事，乃对：『卜筮非圣人所为，要之一技而已，不以古之治乱为监也。』已卯，迩英阁讲《诗·六月》篇，上曰：『此序自《鹿鸣》至《菁菁耆莪》，皆帝王常行之道，或止当时事耶?』杨安国对曰：『昔幽王失道，小雅尽废，四夷交侵，中国道微。先儒所以作此序，为万世监也。』于是上再令讲之。甲申，迩英阁读《汉书》高祖封韩信为齐王事，上曰：『高祖之从谏善用人，不疑如此。』丁度对曰：『高祖聪明大度，故臣下得尽其诚。不然，何以基帝业也?』
四月壬辰，迩英阁讲《诗·小旻》篇，曰：『如彼泉流，无沦胥以败。』帝谓赵师民曰：『以水论政，其有指哉?』对曰：『水性顺故通，通则清；逆故壅，壅则败。喻用贤则王政通而世清，用邪则王泽壅而世浊。周幽王失道，绌正用邪，虽有善人，不能为治，亦将相率以沦于汙败也。』丁未，讲《诗》至《巷伯》篇，注有鲁男子犹处之事，帝曰：『嫌疑之际，古人所谨。此不著鲁人姓氏，岂圣人特以设教耶?』
十一月癸未，迩英阁读《三朝经武圣略》。甲午，迩英殿读《诗·角弓》篇。上曰：『幽王不能亲九族，以至于亡。』杨安国对曰：『冬至日陛下亲燕宗室，人人抚藉，岂不广骨肉之爱耶?』上又曰：『《书》载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」，此帝尧之盛德也，朕甚慕之。』乙未，迩英阁讲《诗·都人士》篇。上曰：『古人冠服必称其行。今冠服或过之，行未必如古人也。』又读《经武圣略》，至真宗朝李继和上言：国初李汉超在关南，以私钱贸易佐公用，或绳奏之，太祖反令尽除所过税。上曰：『任人如此，孰不尽力哉?』
十二月癸巳，以讲《诗》彻，宴近臣、宗室及讲读官于崇政殿。
七年二月己丑，诏御史中丞高若讷入侍经筵。
三月己亥，赐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曾公亮三品服。故事，待制入谢，未始赐服。至是，上御迩英阁面赐之，仍宣谕曰：『朕即讲席赐卿，盖所以尊宠儒臣也。』
四月己巳，讲筵读《贾谊传》，论三公、三少皆天下端士，与太子居处出入，故少成。若夫性，习惯如自然。帝曰：『朕昔在东宫，崔遵度、张士逊、冯元为师友。此三人皆老成。至于遵度，尤良师也。』翰林侍读学士、右谏议大夫张锡尝讲书禁中，上叹其博学，飞白书『博学』三字赐之。
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，御延和殿，召虞部员外卢士宗讲《周易·泰卦》，面授士宗天章阁侍讲，赐三品服[3]。士宗，杨安国所荐也。是日，诏贾昌朝赴讲筵备顾问，不讲书。帝以昌朝前宰相，又旧讲臣，特命之。壬寅，观文殿大学士、右仆射、判都省贾昌朝复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郑州。
二年三月，迩英阁讲《易·师卦》，字有与御名同音者，前席谓王洙曰[4]：『此字何训?』对曰：『训正。』帝曰：『不须回避，恐妨义理。』洙曰：『不敢。臣子于君父之名，临文暂睹，不无悚惧，须至回避。』帝曰：『但正言之。』
十月丁酉，迩英阁讲《易·无妄》。上曰：『何云勿药有喜?』杨安国对曰：『凡疾之所起，由有妄而来。九五居尊得位，为无妄之主。天下本皆无妄，而偶有疾，非己所致，疾当自损，可勿药有喜也。盖若人主刚正自修，身无虚妄，则偶有灾，若尧汤水旱，非己所招，但顺时修德，勿须治理，必欲除。夫不烦劳天下，是有喜也。然尧遭洪水，使鲧、禹治之，虽知灾未可息，且顺民心。鲧功不成者，灾未息也；禹能治水，灾欲尽也，是亦勿药有喜之义也。今河水圮决历五十年，役天下兵民，耗天下财用未尝息，大河亦未尝复故道也。而兵民顿弊，何啻百千万计?地财委尽，何啻亿万万计?恐民不堪命，国力不继，以为大河自古为患，当如尧舜，务顺民心，顺时修德，其灾自息，亦勿药有喜也。』
三年三月戊辰，迩英阁讲《易》，至『山下有泽，损君子以惩忿窒欲』，上曰：『人之情欲皆生于阴阳，而节之在人。』杨安国对曰：『臣以为人有六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好、恶；天有六气，阴、阳、风、南、雨、晦、明。故人之生，天命之谓性，而命，人之所禀以生也。性，人之所赋以分也。言、情则性之移也。语、欲则人之肆也。故六情相滥，则喜生于风，怒生于雨，哀生于晦，乐生于明，好生于阳，恶生于阴。故圣人取损象，以惩忿窒欲也。』上然之。
四月庚子，迩英阁讲《易·鼎卦》。上问：『九四之象施之人事，如何?』杨安国对曰：『鼎为烹饪成新之器，上承至尊，下又应物[5]，上承下施，任重非据，故足折而覆煉矣。其犹任得其人，虽重而可胜；非其人，必有颠覆之患。』上曰：『任人不可不谨也。』丁未，御迩英阁。谓讲读官曰：『《易》书精微，朕每以疑难问卿等，得无烦乎?』曾公亮对曰：『臣等幸承圣问，惧不能对，岂敢言烦?』上曰：『卿等宿儒，博学多所发明。朕虽盛暑，亦未尝倦，但恐卿等劳耳。』丁度复进曰：『自古帝王临御日久，非内惑声色则外穷兵黩武。陛下即位三十年，孜孜圣学，虽尧舜之聪明不过是。』因顿首称谢。
八月庚寅，诏天章阁侍讲自今并依馆阁臣僚例宣召颁锡，从知制诰兼侍讲王洙请也。
九月丁丑，诏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，余皆赐坐于閤中。天圣以前，讲读官皆坐侍。自景祐末，皆立侍。至是，帝屡面谕以：『经史义旨，须详悉询说。卿等无乃烦倦否?』杨安国等进曰：『不敢。』至是有诏，遂为永制。翌日讲读，并奏谢。
十月丁酉，新作隆儒殿，在迩英阁后。
四年九月，前宰相贾昌朝初除母丧，召赴迩英阁讲《乾卦》。帝曰：『将相侍讲，天下盛事。』昌朝稽首谢。寻命昌朝判许州。将行，诏讲读官饯于资善堂。
五年四月丁酉，迩英阁讲《书·冏命》『侍御仆从，罔匪正人』，帝曰：『君臣之际，必诚意相通，而后治民。』杨安国对曰：『陛下聪明文思，从谏罔咈，如水之走下。视众臣如僚友。自古盛王，未之有也。』帝曰：『臣下能进忠言，朕何惜夏禹之拜?』
至和元年八月壬子，诏修起居注官入侍讲筵，赐坐杌如宰相仪。戊午，诏观文殿大学士晏殊赴经筵，赐坐杌如宰相仪。戊午，诏修起居注官入侍讲，赐坐于御坐西南。
九月己巳，迩英阁讲《周礼》『大荒大礼，薄征缓刑』。杨安国曰：『缓刑者，乃过误之民耳。当崴歉则赦之，闵其穷也。今众持兵仗劫粮廪，一切宽之，恐不足以禁奸。』帝曰：『不然，天下皆吾赤子也，一遇饥馑，州县不能存恤，饿殍所迫，遂至为盗。又捕而杀之，不亦甚乎?』
二年三月乙丑，迩英阁讲《周礼·视祲》。上谓讲官卢士宗曰：『妖祥之兴，皆由人事。君人者必在修德，以承天意乎?』己卯，迩英阁讲《周礼·大罍》。王洙曰：『祠天地之器，以质信为本。』帝曰：『曹操不事质信，而多诈忌，何以事上帝乎?』洙曰：『天地之德，非至诚之道、至质之器，何以动之?』张揆读《后汉书》应劭议刑，揆曰：『当汉献帝乱世，有司犹能守法。今天下奏狱，或违法出罪，负冤不伸，水旱之灾，未必不由此也。』帝曰：『祖宗以来，多用中典奏谳者，往往贷之，岂欲刑罚之滥也?』
十月壬子，迩英阁讲《周礼·祭祀》『割羊牲登其首』。王洙曰：『祭阳以其首，首主阳；祭阴以其血，血主阴也。神明不斥，故但以类而求之。』帝曰：『然。天道简易，非己诚，其能应乎?』又讲《左氏传》郑人铸刑书，洙曰：『子产以郑国之法铸之于鼎，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罚也。』帝曰：『使民知法，为乱可止，不若不知而自化也。』
嘉祐三年三月辛未朔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。修言：『侍读十人，外娱皆云经筵无坐处矣。臣既辱在翰林，又充史馆修撰、太常礼仪、秘阁、秘省、尚书礼部、刊修《唐书》，兼职已多，而经筵固不阙人。忽蒙除授，盖近年学士相承，多兼此职，朝廷以为成例，不惜推恩。外议则云学士俸薄，特与添请给尔。官以人轻，一至于此！欲乞罢臣此命，不使朝廷遴选之清职，遂同例授之冗员。』诏不许。修固辞不拜。
七年五月庚申，龙图阁直学士、左司郎中兼侍讲钱象先为右谏议大夫、知蔡州。象先善讲说，语约而义明。上间有顾问，必依经以对。因讽谕政事，遂及时务，有启迪之益，号知经术。留侍经筵前后十五年，特被恩礼。故事，讲官分日迭讲。象先已得请补外，上曰：『大夫行有日，可独彻所讲秩。』于是同列罢讲者十日。
五月癸亥，赐讲读官宴于资善堂，以读《后汉书》彻也。
转对 上三朝附
建隆三年正月甲午，诏：『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，百官以次转对，并须指陈时政得失、朝廷急务，或刑狱冤滥、百姓疾苦，咸采访以闻。仍须直书其事，不在广有牵引。事关急切者，许非时诣閤上章，不须候次对。』
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，诏：『自今内殿起居日，复令常参官两人次对，阁门受其章。』
《实录》云：汉乾祐三年，给事中陶谷奏乞停五日转对。皇朝因之，无转对之事。至是，上厉精求治，务广言路，始复旧制。按：《太祖新旧录》及本纪：建隆三年二月甲午，诏自今每遇内殿起居，百官以次转对。然则转对旧制在太祖时已复，不知钱若水何所据，乃云遂无也。《新录》亦若水所修，那得如此差缪?意者太祖虽复旧制，行之未久仍废，至是乃复举行，若水考之不详故耳。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，御崇元殿，文武百官入閤，工部尚书窦仪、待制太常卿边光范候对。礼毕，赐廊飧。明年夏四月壬午朔，工部侍郎艾颖、待制给事中马士元次对。八月庚辰朔，给事中刘载、待制谏议大夫崔颂次对。其后遂不复书。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，又书『御殿入閤，赐食如常仪』，但不见次对官姓名，疑次对自此即停，至淳化二年始复，故令若水误记也，直云『遂无转对之事』，亦诬矣。
庚戌，左谏议大夫、史馆修撰杨徽之次对。上言：『方今文士虽多，通经者少。愿精选五经博士，增其员，各专业以教胄子。此风化之本。』
咸平三年十一月壬午，令常参官转对如故事。诏曰：『间者深诏朝端，大辟言路。而箝结相尚，启沃无闻，岂朕诚之未孚耶?庶官狃于因循耶?今顺考旧规，递进谠议，凡朕躬过失，时政尤违，教令之阙遗，人情之壅遏，并可条上，毋或缄藏。言近讦者，亦议优容；文不工者，许其直致。其未预次对官，听封奏以闻。』
十二月壬子，诏有司别录转对章疏一本留中。丙寅，兵部郎中、直昭文馆、知兖州韩援上言：『伏睹近制举行转对，在外文武群臣未预次对者，各许上封奏事。此盖陛下克勤念虑，旁采蒭荛，幅员之间，蹈咏斯极。迩者微有亢旱，颇伤稼政，天其或者得无以太祖、太宗二圣在天，陛下春秋鼎盛，兆民乐业，万国来王。万一圣心忽生骄佚，故暂加灾眚，用儆睿聪。』又曰：『以陛下聪明神智，必无骄佚之虞。然愿罔倦烛幽，勿使小人乘间而进，日谨一日，虽休勿休。居安念危，在治防乱，则天下幸甚!』疏奏，召援归阙，授史馆修撰。
四年正月，中外官上封事者甚众。诏枢密直学士冯拯、陈尧叟详定利害以闻。
五年正月丙寅，权管干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田锡言，其略曰：『《语》云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」况今皇家富有万国，岂无人焉?可以常参官自来五日一转对，中观其所上之言，有远大谋略经纶才业者，可非次擢用。若有其言而无其实，退之以礼，亦合理体。不然，则臣恐国家未能早致太平也。』
七月，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言：『伏睹内殿起居近罢转对，封章迭送，今已踰年，班行之中，颇有窃议。今郊禋俯近，庆赐将行。可令中书检寻转对，分其优劣，奏其姓名，或降奖谕敕书，或与转改官秩。所贵知陛下鉴其用意，感陛下赏其尽忠，表明君好谏之心，
彰至仁待下之意。』
景德三年四月乙未，复诏群臣转对。其在外京朝官内殿崇班已上，候得替，先具民间利害，实封于閤门上进，方得朝见。
天圣七年三月癸未，诏百官转对，极言时政阙失。如旧仪在外，实封以闻。既而上谓辅臣曰：『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。』
景祐三年四月，诏群臣转对（不知何时罢，今又复之）。群牧判官庞籍因转对言：『旧制不以国马假臣下，重武备也。枢密院以带甲马二借内侍杨怀敏，群牧覆奏，乃赐一马，三日而复借之，数日而复罢。枢密掌机命，反覆如此。平时百官奏事上前，不自批章，止得送中书、枢密院，盖防偏请，以启幸门。近岁传宣，内降寝多于旧臣，恐法度自此隳也。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，法当赎金，特停近任。作坊料物库主吏，宫掖之亲，盗官物辄自逃。三司捕未获，遽罢追究。今日圣断乃异于前，臣窃惑焉。又《祥符令》检吏稍严，胥吏相率空县而去，令坐罢免。若是则姑息者获安，而清强者沮矣。』群牧判官司马池因转对言：『唐制：门下省诏书出，有不便者，得以封还。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，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，非所以防过举也。』
四月丙辰[6]，诏进奏院自今诸道州府更有附递到三班使臣、幕职州县官等实封章奏，并令收接进纳。
六月辛卯，命资政殿学士晏殊[7]、龙图阁待制孔道辅、马季良看详转对章疏及登闻检院所上封事，类次其可行者以闻。右司谏范讽曰：『非上亲览，决可否，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?』不踰月，诏罢看详[8]。
八年九月丙辰，罢百官转对。言事者颇众，大臣不悦也，故复罢之（此据《政要》）。
明道元年六月，殿中侍御史张存上疏曰：『陛下嗣统以来，延纳至言，罔有忌讳，函夏之人，共思谠直。自前秋忽诏罢百官转对，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，昨又闻进士林献可因奏封事窜远恶州，人心惶惑，中外莫测。臣恐自今忠直之言与理乱安危之机蔽而不达。』因历引周昌、朱云、辛庆忌、辛毗事以广帝意。存，冀州人也（存上疏不得其时，并苏舜钦作《林书生》诗并见）。
皇祐三年六月辛丑，天章阁待制梅挚请复百官转对。上曰：『今朝廷得失，军民利害，自公卿至于士庶，皆许指事而陈之。纵涉缪妄，亦未尝加罪，何用此纷纷也！』（次对见《圣德》)
入阁礼 神宗附
景祐元年，知制诰李淑尝上时政十议，《入閤》曰：『唐宝历后，常以月朔御紫宸，行入閤仪。后虽五代俶扰，犹或不废弛。及圣朝，太祖五行其礼，多御崇元殿，备殿中金吾诸仗，设待制候对官。崇元殿即今天安殿也，乾德之后，改御大明殿，即今集英殿也。太宗三行其礼，别定新仪，就文德殿廷增设黄麾仗。真宗亦三行之，绘图讲习，藏之禁閤。兹礼之废，向踰三纪。顾因盛时修起之。』
四年三月戊戌，翰林学士丁度等上所撰《国朝时令》一卷。诏以五月朔人閤，因读《时令》，寻复问礼官：『朔日夏至入閤可否?』皆言：『五月朔朝会合唐旧制，虽是大祠，比冬至圜丘礼成受贺在质明后无嫌。然据《易象月令》及蔡邕，有闭关静事不贺之说。郑康成据《乐纬春秋说》，夏至有前殿从入罢作乐，后汉尝行其义。今入閤读令，既属嘉礼，在朔与假，本无所碍，惟夏至则经义有妨。或自圣裁，约用汉法。』诏以七月朔入閤读时令。
宝元二年十二月，帝尝问参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閤仪。戊辰，庠上奏曰：『夫入閤，乃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。唐有大内，又有大明宫，在大内之东北，世谓之东南。自高宗以后，天子多在大明宫。宫之正南门曰丹凤门，内第一殿曰含元殿，大朝会则御之。对北之第二殿曰宣政殿，谓之正衙，朔望大册拜则御之。又对北第三殿曰紫宸殿，谓之上閤，亦曰内衙，只日常朝则御之，凡天子坐朝，必须立仗于正衙。乘舆正御紫宸，即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，是谓东西上閤门也。以本朝宫殿视之，宣德门，唐丹凤门也；大庆殿，唐含元殿也；文德殿，唐宣政殿也；紫宸殿，唐紫宸殿也。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於仪典，即须先立仗于文德之庭。如天子止御紫宸殿，即唤仗自东西閤门入，如此则差与旧仪合。但今之诸殿比于唐制，南北不相对，此为殊耳，故后来议论，因此未明。又按：唐自中叶以还，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，别开延英殿，若今假日御崇政、延和是也。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，即为入閤，而叔世离乱，五朝草创，大昕之制，更从易简。正衙立仗，因而遂废。其后或有行者，常人之所罕见。乃复谓之盛礼，甚不然也。今相传《入閤图》者，是官司记常朝之制，如閤门有《仪制敕》、《杂坐图》之类，何足为希阔之事哉?况唐开元旧礼本无此制，至开宝中，诸儒增附新礼，始载月朔入閤之仪。又以文德殿为上閤，差舛尤甚，盖当时编撰之士讨求未至。太宗朝儒臣张洎亦有论奏，颇为精洽。或朝廷他日修复正衙立仗，欲下两制，使豫加商确，以正旧仪。』然议者以谓今之殿閤与唐制不同，难复行之。
熙宁三年五月壬子，诏罢入閤仪。先是，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：『谨按：入閤者，乃唐只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。唐紫宸与今同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。唐制：天子坐朝，必立仗于正衙。若止御紫宸殿，唤正衙仗自宣政殿东西閤门入，故谓之入閤。五代以来，废正衙立仗之制。今閤门所载《入閤仪》者，是唐常朝之仪，非为盛礼，不可遵行。』故罢之。
四年正月辛亥，翰林学士韩维等上《文德殿朔望视朝仪》，以入閤旧图所载增损裁定之。诏可。
六年九月丙辰，引进使、眉州防御使李端悫言：『朔望御文德殿，祁寒盛暑，数烦清跸。紫宸之朝，岁中罕御。欲乞朔日御文德，望日御紫宸。所贵正衙内殿之朝仪并举。』从之。
耕籍田
明道元年十二月庚子，诏以来年二月躬耕籍田。先请皇太后恭谢宗庙，权罢南郊之礼，其恩赏并就礼毕施行。辛丑，命直集贤院王举正、李淑与礼官详定籍田及皇太后谒庙仪注。礼官议：『皇太后宜准皇帝衮服减二章，衣去宗彝，裳去元藻。不佩剑。龙花十六株，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，以衮衣为名。』诏名其冠曰仪天。又言：『皇太后乘玉辂，服袆衣，九龙花钗。太庙行礼，并服袆衣。』诏可之。敕有司制袆衣及重翟以下六车。始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，参知政事晏殊以《周官》皇后之服为对，失太后旨。辅臣皆依违不决，薛奎独争曰：『太后必御此，见祖宗若何而拜?』固执不可，虽终不纳，犹少杀其礼焉。
殊事取神道碑，正传不取。奎基志云：太后为改他服。误也。
甲辰，以宰相吕夷简为恭谢太庙籍田大礼使，张士逊为礼仪使，张耆为仪仗使，杨崇勋为卤簿使，枢密副使夏竦为桥道顿递使。
二年正月戊寅，直集贤院李淑上《耕籍类事》五卷、《王后仪范》三卷。
二月甲辰，皇太后宿斋垂拱殿。乙巳，服袆衣、花钗冠，乘玉辂以赴太庙。改衮衣、仪天冠，内侍赞道。享七室，皇太妃亚献，皇后终献。受册文德殿，帝奉贺还，宿大安殿，遂赴东郊。丁未，祀先农，行籍田礼。礼仪使张士逊奏：『皇帝三推而止。』帝曰：『朕既躬耕，不以古礼为式。愿推终亩。』士逊固请，乃耕十二步而止。御观耕台，三公以下咸推尽垄，悉过五推之数。礼毕，御正阳门大赦，悉以亲耕耒耜，命太仆永秘藏之。民年八十以上，每遇长宁、乾元节，许赴州县燕设。其父母年八十者，与免一丁，著为式。权罢江淮发运司今年春漕，以济饥民。御天安殿受册。辛亥，上作《籍田》诗赐近臣。诏籍田陪位举人免将来文解。
三月甲午，皇太后崩。
五月丙子，命宰臣张士逊撰《籍田》及《恭谢太庙记》，以翰林学士冯元为编修官、直史馆，宋祁为检讨官。既而祁言皇太后谒庙事不可为后世法，乃命止撰《籍田记》。
甲辰，以宰相吕夷简为恭谢太庙籍田大礼使，张士逊为礼仪使，张耆为仪仗使，杨崇勋为卤簿使，枢密副使夏竦为桥道顿递使。
二年正月戊寅，直集贤院李淑上《耕籍类事》五卷火王后仪范》三卷。
二月甲辰，皇太后宿斋垂拱殿。，乙巳，服棉衣、花钗冠，乘玉辂以赴太庙。改衮衣、仪天冠，内侍赞道。享七室，皇太妃亚献，皇后终献。受册文德殿，帝奉贺还，宿大安殿，遂赴东郊。丁未，祀先农，行籍田礼。礼仪使张士逊奏：「皇帝三推而止。』帝曰：『朕既躬耕，不以古礼为式。愿推终亩。』士逊固请，乃耕十二步而止。御观耕台，三公以下咸推尽垄，悉过五推之数。礼毕，御正阳门大赦，悉以亲耕耒耜，命太仆永秘藏之。民年八十以上，每遇长宁、乾元节，许赴州县燕设。其父母年八十者，与免一丁，著为式。权罢江淮发运司今年春漕，以济饥民。御天安殿受册。辛亥，上作《籍田》诗赐近臣。诏籍田陪位举人免将来文解。
三月甲午，皇太后崩。
五月丙子，命宰臣张士逊撰《籍田》及《恭谢太庙记》，以翰林学士冯元为编修官、直史馆，宋祁为检讨官。既而祁言皇太后谒庙事不可为后世法，乃命止撰《籍田记》。
校猎
庆历五年八月。真宗封禅之后，不复校猎。废五坊之职，鸷禽走犬，悉放山林，于是兵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李柬之上言：『祖宗校猎之制，所以顺时令而训戎事也。陛下临御以来，未尝出，请修此礼。』诏有司草仪选日，命殿前马步军司互出兵马，以从猎于近郊。壬戌，诏枢密院讨详先朝校猎制度以闻。
十月庚午，上御内东门，赐从官酒三行，奏钧容乐。幸琼林苑门，赐从官食，遂猎于杨村，燕幄殿奏教坊乐，遣使以所获獐兔驰荐太庙。既而召父老临问，赐以饮食茶绢，及赐五坊军士银绢有差。宰臣贾昌朝等言：『陛下暂幸近郊，顺时畋猎，取鲜杀以登庙俎，所以昭孝德也。即高原以阅军，实所以讲武事也；问耆年而秩饮，所以养老也；劳田夫而赐惠，所以劝农也。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，伏望宣付史馆。』从之。
王安石志孙抗墓云：上大猎于城南，卫士不及整而归以夜。明日将复出，有雉殒于殿中。抗奏疏，即是夜有诏止猎。按：仁宗以五年十月猎于杨村，六年十一月猎于城南之东朝村，七年三月即有诏罢猎。而抗六年三月已罢御史，其谏当是五年冬，然五年冬不归以夜，又不在城南。其在城南归以夜乃六年冬事，何剡奏议可考。恐安石误，今不取。
六年十一月辛丑，猎于城南东韩村。白玉津园去辇乘马，分骑士数千为左右翼，节以旗鼓，合围场经十余里，部队相应。上按辔中道[9]，亲挟弓矢而屡获禽。是时道边居民或蓄狐兔、凫雉，驱入场中。上因谓辅臣曰：『田猎所以训武事，非专务获也。』悉令纵之。至棘店，御帐殿召问父老子孙供养之数、土地种植所宜，且叹其衣食粗粝而能享寿，人加劳慰。还次近郊，遣卫士更奏技驾前，两相当掉鞅挟槊，以决胜负。又谓辅臣曰：『此亦可以观士之才勇也。』免所过民田在围内租税一年。
七年三月乙未，上因李柬之建议，再畋近郊南城之域，卫士不及整而归以夜。有雉殒于殿中，谏者以为不祥。是月乙亥，诏将复出，谏者甚众。
有雉殒于殿中，此据孙抗墓志，但年月差殊。今参取附见。
御史何郯言：『古者天子具四时之田，所以讲威武而勤远略，不从事游戏而玩细娱，载之策书，具有典法。前日伏闻法驾将猎近郊，中外之人，听者颇惑。良以去岁车驾已尝出畋，群臣抗言，随即停罢。兹忽再举，未谕圣心。伏以陛下继统以来，动遵法度，不喜弋猎，不数豫游。恭俭之风，足迈前古。而今之举事，固必有因。岂陛下以宇内有年，方隅无事，故于农隙以讲武经，欲为都邑游观之盛乎?抑有献议者谓田猎之事具有礼文，行之以时，盖举坠典，则向者谏止之言，不足顾乎?若圣意果然如是先定，则非愚臣之所敢议也。然其中事有切于利害者，尚可得而言焉。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后，下诏书，罢放五坊鹰鹞，猎事不讲，踰四十年。校联之籍，率非宿将士卒。久不便习其事，官司又不素详其仪，仓卒而行，必多旷阙。窃闻去岁乘舆之出，往返甚劳，一日之间，迨驰百里，而又兵卫不肃，警跸不严。从官不及侍行，有司不暇供亿，迨于暮夜，始入都门。此岂非士不及其事，官不详其仪而致然欤?而况以骑乘而有疾驰之劳，在原野而弛严卫之备，或御者差跌，变生衔橛，愚民迷误，犯及车尘，臣子之罪，将何赎焉?虽则仁圣之资，固有神灵之卫，然不可不备非常。且西、北二隅变故难测，岂无奸伪杂于稠人广众之中?由是而言，盖可深虑。《传》曰：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矧于万乘之尊乎?贾谊曰：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?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，不搏强寇而搏蓄兔，玩细娱而不图大患，非所以为安也。伏望陛下罢省出游，无重过举。遵烈考诏书之旨，念前良警戒之规。优游养神，乐过从狩，拱揖在御，虑无乘危，则宗庙生灵，实有庆赖。臣职当言责，理合开陈，罔逃严诛，责少云补。』编修《唐书》官王畴亦陈十事以谏。是日，有诏罢出猎。
校勘记
[1]劝讲官 原本『劝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○补。
[2]延羲 原本作『延义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改。以下凡三处同改。
[3]三品 原本作『二品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八七改。
[4]前席谓王洙 《长编》卷二八八作『帝谓王洙』。
[5]下又应物 原本作『下应初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七○改。
[6]丙辰 原本作『乙卯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七改。
[7]命 原本脱此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八补。
[8]看详 原本『看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八补。
[9]按辔 原本作『接辔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五九改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
仁宗皇帝
圣德
天圣四年七月辛未，诏两川所造锦绮、鹿胎、透背欹正等岁减上供之半，其大小绫及花纱，仍令改织绢，以供边费。先是，上封者以此为言。上谓辅臣曰：『朕意政欲如此，宜亟行之。』王曾等曰：『锦绮纂组，有害无益。臣约一锦之费，可为绢数匹。陛下崇俭节费，以惠远人，臣等敢不奉诏！』
十二月壬午，幸玉清昭应宫、开宝寺、景灵宫祈雪。故事，车驾还，必作乐前导。上精意以祷，命毋作乐。既雪，辅臣皆贺。上喜曰：『力田之民，自今有望矣。』
二月壬戊[1]，上问古今乐之异同。宰相王曾曰：『古乐用于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山川、
鬼神，而听者莫不和悦。今乐则不然，徒娱人耳目而荡人心志[2]。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，莫不由此。』上曰：『朕于声伎固未尝留意，内外燕游，皆勉强尔。』张知白曰：『陛下盛德，外人岂知之?愿令吕夷简备书《时政记》。』
七年三月丙戌，遣官祈晴。上因谓辅臣曰：『昨令视四郊，而麦已损腐，民何望焉?此必政事未当天心也。古者大辟，外州三覆奏，京师五覆奏，盖重人命如此。其戒有司：审狱议罪，毋或枉滥。』又曰：『赦不欲数，然舍是无以召和气。』
夏四月庚寅，赦天下，免河北被水民赋租。京师自三月朔雨不止，前赦一夕而霁。
八年八月丁亥，召近臣及宗室观三圣御书于龙图、天章阁，又观瑞谷于元真殿。从臣赋诗，赐御飞白字各一轴，遂宴蕊珠殿。
明道二年七月。先是，右司谏范仲淹以江淮、京东灾伤，请遣使循行，未报。仲淹请问曰：『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?今数路艰食，安可置而不恤?』甲申，命仲淹安抚江淮[3]，所至开仓廪，赈乏绝，禁淫祀。奏蠲庐、舒折役茶、江东丁口盐钱。饥民有食乌昧草者，撷草进御，请示六宫贵戚，以戒侈心。又陈八事，上嘉纳之。
十二月丙申，上谓辅臣曰：『每退朝，凡天下之奏，必亲览之。』吕夷简曰：『若小事皆关圣览，恐非所以辅养圣神。』上曰：『朕承先帝之托，况以万机之重，敢自泰乎?』又曰：『朕日膳不欲事珍美，衣服多以缣缯为之，至屡经澣濯，而宫人或以为笑。大官进膳，有虫在食器中，朕掩而不言，恐罪及有司也。』夷简曰：『陛下孝以奉先，俭以临下，虽古盛德，何以加此?』上曰：『此偶与卿等言之，非欲闻于外，嫌其近名耳。』
宝元元年。帝留意农事，每水旱为忧。六月甲申，诏天下州军每旬上雨雪状，著为令。戊子，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言：『来岁己卯闰十月，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。请移闰于庚辰岁，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。』上曰：『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，其可曲避乎?』不许。
张唐英《政要》云：景祐四年冬，司天监上言：『明年正旦日食。』此谓三朝之始，人君尤忌之，请移闰月以避之。上亦以为然，以问大臣。参知政事程琳曰：『日者阳之长，人君之象。今有所食，盖陛下乾刚之道忽有所亏而致。惟修德政可以免。』上曰：『卿言及是，朕亦思之。不如自责，可以答天变。』上畏天之变，不为日食所惑如此也。
宝元二年四月乙丑，放宫人二百七人。上因谕宰臣张士逊等曰：『不独矜其幽闭，亦可省宫掖浮费也。近复有人邀车驾，献双生二女子，朕却而不受。』士逊对曰：『前代帝王，多为女色所惑。今陛下不受其献，又减放宫嫔，诚盛德之事也。』然天圣末，士逊亦尝纳女口于宫中，为御史杨偕所弹云。
七月戊午[4]，知谏院韩琦请自今双日[5]，止御后殿视事。上问辅臣以故事，张士逊对曰：『唐五日一开延英，盖资闲燕，以辅养圣神。』上曰：『与夫宵衣旰食，固不侔也。
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，而后失于逸豫，不可不戒也。』时上感小疾，太医数进药，故琦有是请。上讫不从。
八月庚午，上谓宰臣张士逊曰：『帝王之明在择人，辨邪正，则天下无不治矣。』士逊对曰：『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。若选用得材，又邪正分别，尧舜不易此道也。』
庆历元年八月甲申，上谓辅臣曰：『昨造一小殿禁中，而有司不谕朕意，过为侈丽。然不欲毁其成功。今大相国寺方造殿，藏太宗御书寺额，可迁置之。』因言：『朕于内寝，多以黄布为茵褥。』吕夷简等对曰：『陛下孝以奉先，俭以率下，虽圣人之盛德，孰加乎此?』上曰：『偶与卿等言及之，非欲闻于外，恐其近名尔。』乙酉，诏两制检阅《唐书》纪、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，录一两条上之，从翰林学士苏绅之言也。绅言：『唐宪宗故事，尝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，绘图以备观览。』谏官张方平亦言：『唐室治乱，于今最近。请取其可行于今有益时政者，日录一二条上进。兹亦贾谊、晁错借秦谕汉之意也。』
二年五月己丑，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。上语辅臣曰：『此《周官》所谓供王之好用者。朕宫中无所费，其斥以助县官。』
三年九月丙戌，命史馆检讨王洙、集贤校理孙甫、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。先是，枢密副使富弼言：『臣尝观自古帝王理天下，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。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，而治道可必。宋有天下九十余年，太祖始革五代之弊，创立法度。太宗克绍前烈，纪纲益明。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，谨守成宪。近年纪纲甚紊，随事变更，两府执守，便为成例，施于天下，咸以为非，而朝廷安然奉行，不思刬革。臣今欲选官置属，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明类聚，编成一书，置在两府，俾为模范，庶几颓纲稍振，弊法渐除。此守基图、救祸乱之本也。』上纳其言，故命洙等编排，弼总领之。明年九月书成，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，二十卷。其间典法深大，今世不能遵守者，于逐事后各释其意；意相类者，止释一事；事理明白者，更不复释。
庆历四年三月己卯，上于迩英阁出御书十三轴，凡三十五事：一曰遵祖宗训，二曰奉真考业，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，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，五曰守信义、六曰不巧诈，七曰好硕学，八曰精六艺，九曰谨言语，十曰待耆老，十一曰进静退，十二曰求忠正，十三曰惧贵极，十四曰保勇将，十五曰尚儒籍，十六曰议释老，十七曰重良臣，十八曰广视听，十九曰功无迹，二十曰戒喜怒，二十一曰明巧媚，二十二曰分希旨，二十三曰从民欲，二十四曰戒满盈，二十五曰伤暴露兵，二十六曰哀鳏寡民，二十七曰访屠钓臣，二十八曰讲远图术，二十九曰辨朋比，三十曰斥谄佞，三十一曰察小忠，三十二曰监迎合，三十三曰罪己为民，三十四曰损躬抚军，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废。顾丁度等曰：『朕观书之暇，取臣察上言及进对事，自可施于治书，书以分赐卿等。』度及曾公亮、杨安国、王洙等拜赐，因请注释其义。帝许之。丙戌，丁度上《答迩英圣问》一卷。帝览之终篇，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、枢密院，令奉行之。《答圣问》者，即释前所赐三十五事也。其序曰：『伏奉宣示御书文字三十五轴，仰窥圣旨，皆陛下上念祖宗，下思政治，即安危成败、忠邪善恶之事询谋下臣，使进裨补，敢不竭愚?窃思自古求治之主，靡不欲兴理道，安邦国，纳忠正，退奸邪，广聪明，致功业。然行此数事，在明与威、断耳。明则不惑，威则善柄，断则能行。总是三者，守而勿失，非圣人孰能为之?臣等尝读《唐书》，见宪宗英悟，留心庶政。宰臣陈说政要，必往复诘问。既尽其理，则曰：「凡好事口说则易，躬行则难。卿等既为朕言之，常须行之，勿空陈而已。」李绛对曰：「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陛下今日处分，可谓至言。然臣绛亦以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，不从陛下所言。惟愿每言之则必行之。」宪宗深所嘉纳。今臣等亲承圣谕，敷明治要，亦愿陛下日与辅臣举此事目，推而行之，无使唐之君臣专美前代也。』
六年二月癸丑，司天监言：『日当食三月朔。』上谓辅臣曰：『日食之咎甚大，所以谴告人君，愿罪归朕躬，而无及臣庶也。凡民之疾苦，益思询究而安利之。』宰臣贾昌朝对曰：『陛下发德音，足以应天弭变，臣等敢不夙夜悉心，上副恤民之意?』
七年三月癸巳，诏曰：『自冬讫春，旱暵未已，五种弗入，农失作业。朕惟灾变之来，应不虚发。殆不敏不明，以干上帝之怒云。』上每命学士草诏，未尝有所增损。至是杨察当笔，既进诏草，以为未尽罪己之意，令更为此诏下之。
皇祐三年五月辛亥，眉州彭山县上《瑞麦图》，凡一茎五穗者数本。上曰：『朕尝禁四方献瑞。今麦秀如此，可谓真瑞矣。其赐田夫束帛以劝之。』
六月丁亥，无为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。上曰：『朕以丰年为瑞，贤臣为宝。至于草木鱼虫之异，焉足尚哉?知军茹孝标特免罪，仍戒天下，自今不得以闻。』戊子，汝州部署杨景宗求为郡。上谓辅臣曰：『景宗章惠太后之弟，朕岂不念之?然性贪虐，老而益甚。今与郡，则一方之民受祸矣。』不许。
四年四月。先是，内出欹器一，陈于迩英阁御坐前，谕丁度等曰：『朕思古欹器之法，试令工人制之，以示卿等。』命以水注之，中则正，满则覆，虚则欹，率如《家语》、苟卿、《淮南》之说。其制度精好，度等列侍观之。帝曰：『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朕欲以中立临天下，当与列辟共守此道。』度拜曰：『臣等亦愿毋倾满以事陛下。』因言太宗尝作此器，真宗亦尝著论。庚辰，帝制《后述》，以赐度等。
十月庚寅，上谓辅臣曰：『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，岂非贤路壅塞所致乎?其下閤门、通进银台司、登闻理检院、进奏院，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，毋得辄有阻留。』
五年三月癸亥，幸万寿观辞三圣御容。甲子，奉安太祖于滁州天庆观瑞命殿，太宗于并州资圣院统平殿，真宗于澶州开福院信武殿，各以辅臣为迎奉使、副，具仪仗导至近郊，内臣管勾奉安，百官辞观门外。其后上谓辅臣曰：『并州言：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，仍以《平政记》来上，盖纪太平兴国四年征讨之役。是时车驾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，何其异也?』
五月甲子，诏谏官、御史上章论事，毋得朋比以中伤善良。又诏：『两省、两制、台谏官、三馆带职、省府推判官等次对言事，凡朝政得失、生民利病、灾异时数，直言无隐，不得朋私挟情，抉摘阴细，无益治道，务在公实。观文殿以下学士至侍制合直牒閤门上殿者，许请对，余官第奏封事；涉机密者，并用薄纸重封，以防漏泄。』
六月壬辰，诏诸路转运使上供斛斗，依时估收市之，毋得抑配人户。仍停考课赏罚之制。先是，三司与发运司谋聚敛，奏诸路转运使上供不足者，皆行责降，有余则加升擢，由是贪进者竞为诛剥，民不堪命。上闻之，特降是诏，天下称庆。
至和元年正月壬申，碎通天犀，和药以疗民疾。时京师大疫，令太医进方，内出犀牛角二本，析而观之，其一通天犀也。内侍李舜卿请留供帝服御，帝曰：『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?』立命碎之。
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，幸龙图、天章阁，召辅臣、近侍、三司副使、台谏官、皇子、宗室、驸马都尉、主兵官观祖宗御书。又幸宝文阁，为飞白书分赐从臣，不逮馆阁。作《观书》诗，韩琦等属和。遂宴群玉殿，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，刊石于阁。
庚子，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，复宴群玉殿。帝曰：『天下久无事，今日之乐，与卿等共之，宜尽醉勿辞。』赐禁中金花盘香药。又召韩琦至御榻前，别赐酒一卮。从臣沾醉，至暮而罢。
八年正月丙戌，中书、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殿西阁，见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弊，久而不易。上顾韩琦等曰：『朕居宫中，自奉止如此，亦生民之膏血也，可轻费之哉？』
政迹
乾兴元年，上封事者言：『圣朝开国以来，天下承平六十余载。然民间无蓄，稍或饥馑，立致流移。盖差役赋税之未均，形势豪强所侵扰也。又有诸般侥幸，影占门户。其户下田土稍多，便作佃户名字。若不禁止，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。』诏三司委众官定夺奏闻。三司参议，欲应臣僚不以见任、罢任所置庄田定三十顷，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，定十五顷为额。
天圣二年三月己丑，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张君平言：『南京、陈、许、徐、宿、亳、曹、单、蔡、颍等州，古沟洫与畿内相接，岁久不治，故京师数罹水患。请委官疏凿之。』诏从其请。君平陈八事，一曰商度地形，循古迹深广之数，州计土工置籍，以记其事。二曰功不如所计，或水壅害民田，官坐罪，赏费直。三曰察吏贪墨，傍缘役事，箕敛民钱者。四曰知州、通判、令佐，能诱部民佐工费，书为劳课，与家口便官，功多与重赏。五曰禁民筑堰竭猪水捕鱼，以障河流。六曰浚治毕，按新书广深凡几何校功力，因其所出土积为隄[6]。七曰凡沟洫，上广一丈则下广八尺，深四尺，高阜加深焉，用此为率，宽隆折计之[7]，便于覆视。八曰古沟乎淤为民田系赋籍，虽开治者，以乡县保证除其赋。悉颁为定令。
三年四月丁丑，三馆所写书万七千六百卷，藏太清楼。初，大中祥符中火，焚馆阁书，乃借太清楼书补写。既而本多损蠹者，因命别写还之。
四年闰五月戊申。初，解州之永丰渠始后魏正始二年，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[8]，而周、齐之间废绝。隋大业末，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，由陕入解。唐末至五代不复治。至本朝湮浅，舟不通，盐运大艰，主运者耗家产几尽。州校麻处厚诣阙诉，而右班殿直留逵因请治渠[9]，起安邑至白家场。转运使王博文亦言其便。复诏三司度利害。是岁卒成之，公私果利。
八月丁亥，诏修泰州捍海堰。先是，堰久废不治，水患海涛害民田。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，请修复之。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，总其役。难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。纶曰：『涛之患十九而潦之灾十一，获多亡少，岂不可乎?』役既兴，会大雨雪，惊涛汹汹，至是役夫散走，旋泞而死者百余人。众喧言堰不可复。诏遣中使按视，将罢之。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仲淹度其可否。令仪力主仲淹议，而仲淹寻以忧去，犹为书抵纶，言复堰之利。纶表三请，愿自总役，乃命纶兼权知泰州，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，而于运河置闸，纳潮水以通漕。踰年堰成，流傭归者二千六百余户。民为纶立生祠。令仪及纶各迁官。令仪，陈留人；仲淹，吴人也。
十月辛卯，淮南转运司言：楚州北神堰、真州江口堰修水闸成。初，堰度舟，岁多坏，而监真州排岸陶鉴、监楚州税王乙并请置水闸堰旁，以时启闭。及成，漕舟果便，岁省堰卒十余万。乃诏发运司他可为闸处，令规画以闻。鉴、乙等并迁官。
五年十月辛未[10]，太常博士、直集贤院、同知礼院王皡上所撰《礼阁新编》六十卷。初，天禧中，同判太常礼院陈宽请编次本院所承诏敕，其后不能就。皡因取国初至乾兴所下诏敕，删去重复，类以五礼之目，成书上之。赐五品服。皡，曾弟也。
七年八月丁亥朔，诏曰：『先帝患吏廪不给，而洁廉者亡以劝，故并赐之公田。岁月浸深，侵牟滋长，狱讼数起，反重失先帝之意。其罢天下职田，官收其入，以所直均给之。仍委三司别为条约。』先是，上封者言：『职田有无不均，吏或不良，往往多取，以残细民。请罢之。』诏资政殿学士晏殊与三司、审官、三班院、吏部流内诠参议，皆以为然，乃降是诏。
九年二月癸巳，诏曰：『职田所以惠廉吏，而贪者并缘为私，侵渔细民，滋益为害。比诏有司罢职田，如闻勤事吏禄薄不足以自瞻，朕甚悯焉。其复给职田，即多占佃夫。若无田而令出租者，以枉法论。』先是，下三司裒职田岁入之数，计直而均给之，未能即行。上因阅天下所上狱，多以贿败者，遂降是诏。
明道二年十二月。始，天圣六年，罢诸路提点刑狱官。八年复置，又权停。于是上谓辅臣曰：『诸路刑狱既罢提点官，转运司不能一一躬往谳问，恐浸致冤滥。宜选贤明廉干不生事者委任之，则民受其赐矣。』乃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，仍参用武臣（此据《政要》）。
景祐元年四月丁丑，诏直史馆宋祁、郑戬、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《广韵略》，仍命知制诰丁度、李淑详定。时祁等言：『《广韵略》多疑混字，举人程试，间或误用，有司论难，各执异同，乃致上烦亲决，故请别加撰定。』
四年六月丙申，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所修《礼部韵略》颁行。初，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：『旧《韵略》多无训释，又疑混声与重叠出字，不显义理，致举人诗赋，或误用之。』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，其韵窄者凡十三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；疑混声及重叠出字，皆于本字下解注之。
景祐二年九月壬辰，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《前汉书》，下国子监颁行。前代经、史
皆以纸素传写，虽有舛误，然尚可参雠。至五代官，始用墨板摹印六经，诚欲一其文字，使学者不惑。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、班固、范蔚宗诸史，与六经皆传，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。然墨板讹驳，初不是正，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。会秘书丞余靖建言《前汉书》官本谬误，请行刊正。诏靖及国子监直讲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，踰年，乃上《汉书刊误》三十卷。至是改旧摹本以从新校，然犹有未尽。而司马迁、范蔚宗等史尤脱乱，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定正也。
宝元元年正月甲辰，雷。丙午，以灾异屡见，下诏求直言曰：『朕躬之阙遗，执事之阿枉。政教未臻于理，刑狱未协于中。在位壅蔽之人，效官贪墨之吏，仰谏官、御史、百僚密疏以陈，悉心无隐。限半月内实封进纳。朕当亲览，靡及有司。择善而行，固非虚饰。』丙辰，又诏曰：『比者善气弗效，阴眚屡见，地大震动，雷发不时。推原天谴之所由，岂吏为贪弛苛虐，使狴牢淹系而赋调繁急欤?或受赇鬻直，下情壅蔽，以亏和致戾欤?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其案所部吏以闻。』
二年三月，编修院上历代户口数：前汉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，后汉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，魏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二，晋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，宋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，后魏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，北齐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，后周三百五十万，隋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，唐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；太祖二百五
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，太宗朝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，真宗朝八百六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九；宝元元年一千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。先是，上御迩英阁，读真宗皇帝所撰《正说·养民》篇，见历代户口登耗之数，顾谓侍臣曰：『今天下民籍几何?』翰林侍读学士梅询曰：『先帝所作，盖谓前代帝王恭俭有节，则户口充羡；赋敛无度，则版图衰耗，炳然在目，作监后王。自五代之季，生齿凋耗。太祖受命，而太宗、真宗继圣承祧，休养百姓。今天下户口之数，盖倍于前矣。』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以闻，至是上之。
康定元年五月己未，权三司使郑戬言：『诸道转运副使即汉刺史、唐观察使之职，其权甚重。汉法：刺史许六条问事。唐校内外官考定二十最，观察使在焉。是必责功过，明黜陟，吏勤其官，朝乃称治。今国家承平八十载，不用兵四十年，生齿之众，山泽之利，当十倍其初。而近岁以来，天下货泉之数，公上输入之目，返益减耗，支调微屈，其故何哉?由法不举、吏不职、赏沮之格未立也。臣近取前一岁所谓铜盐茶酒之课者以为比，凡亏租额实钱数百万贯。且前之失既已数十百万，若今又恬然不较，则军国常须将何以取办?臣故曰：宜循汉、唐故事，行考课法。欲乞应诸道转运使、副今后得替到京别差，近上臣僚与审官院同共磨勘一任内本道诸处场务所收课利与租额，近年都大比较。除岁有凶荒别敕权阁不比外，其余悉取大数为十分，每亏五釐以下，罚两月俸，一分以下，罚三月俸；一分以上，降差遣。若增及一分以上，亦别与升陟。』从之。
九月，合奉宸五库为一库，在延福宫内旧宜圣殿。五库一曰宜圣殿内库，二曰穆清殿库，三曰崇圣殿库，四曰崇圣受纳真珠库，五曰崇圣殿乐器库。于是合五库为一，改名奉宸，仍铸印给之。十二月己巳，诏讨西贼。庆历四年四月丙辰，诏三司丞、郎、给、谏以上、两省待制以上，御史中丞、正卿、监岁得举正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三人；起居郎、舍人、三司副使、知杂御史、少卿岁得举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；左右司郎中、司谏、正言、三院御史并馆职、知谏院、天章阁侍讲、三司判官、开封府推判官并员外郎以上及正郎见任知州有出身无赃罪者，并岁得举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；安抚、制置、发运使、转运使、副、提点刑狱、朝臣于本部内得举正郎以下朝官；提点刑狱使臣、发运、转运判官得举本部内员外以下朝官并限人数，仍于状内开说其人堪充何任使，同共以闻。
皇祐元年二月戊辰[11]，权三司使叶清臣以转运司弛慢，损失财用，有误支计，言：『伏见提点刑狱，朝廷以庶狱之重，时置考课一司。臣欲乞今后转运使、副得替[12]，亦差两制臣僚考校，分上、中、下六等。若考入上上，与转官升陟差遣；上下者，或改章服，或外差遣；及中上者，依旧与合入差遣；中下者，差知州；下上者，与远小处知州；下下者，与展磨勘及降官差遣。仍每到任成考，并先供考帐申省，关送考课院。』诏从之。仍令磨勘提点刑狱院一处施行。
四月，钱彦远上疏曰：『唐开元户八百九十余万，而定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。今国家户七百三十余万，而定垦田二百一十五万余顷。其间荒废之田，不下三十余万顷，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也。劝课其可不兴乎?本朝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知州、通判皆带劝农之职，拜敕结衔，正在督课。而徒有虚文，无劝导之实。谓宜置劝农司，以知州为长官，通判为佐官，选清强幕职州县官为判官。先以垦田顷亩及户口数、陂塘、山泽、沟洫、桑柘著之于籍，然后委劝农官设法劝课，兴利除害，以俟岁终转运使考较赏罚之。』
二年五月庚午，诏举官为县令，自今河北、陕西转运使、副岁各举十二人；提点刑狱各六人。河东、京东西、淮南转运使、副各十人，提点刑狱各五人。两浙、江东、江西、福建、荆湖南北、广南东西、益、梓转运使、副各四人，提点刑狱各四人。夔州路转运使、副四人，提点刑狱三人。六路制置发运使、副各六人。府界提点刑狱三人。知开封府并诸州府军盖各一人。仍止得举所部官。初，同提点京西刑狱张易官临满将代，并举县令十六人。上因谓辅臣曰：『县令与民最近，故朕设保举之法。今易所举猥多，必以请托故也。』遂令裁定其数。
七月乙丑，上谕辅臣曰：『近日职司，以长史不理闻者多矣，中书未尝施行。且长吏民之性命，可不重乎?宜择其甚者罢之，小者易之。』文彦博等惭谢而退。于是自鄂州王开、台州吕士宗等，或以衰老，或以弛慢而罢斥，对移者凡十六人。
嘉祐二年七月辛卯，命翰林学士承旨孙抃、御史中丞张昪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。初，知谏院陈旭言：『朝廷有意天下之治，宜自转运使始。今辄上选用、责任、考课三法，其选用法曰：以公正明断，惠爱为本。公正可使纠肃官吏，明断可使决治烦剧，惠爱可使恤民之隐。苟无数者之长，即以补他职，其禄赐恩典，视转运使可也。其责任法曰：今举其功务有五，一称举贤才，各堪其任；二按劾贪污，修举政事；三实户口，增垦田；四财用充足，民不烦扰；五兴利除害。仍令岁终条具所施行者以闻。其考课曰：故事，转运使给御前历子，岁满上审官院考校之，三司亦尝立考校陞黜条，卒不行。盖委计司则先财利而忽民事，在审官又因循常务而无课第之实。按：汉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，今宜付御史台考较为三等，仍与中书门下参覆其实。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剧易而保进之，中等退补小郡。若风绩尤异，即擢以不次。其职事弛废，不俟岁满，明行黜削。』于是以岁满所上功状分殿最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实，其等亦如之。始以命昪等，然卒无所进退焉。
八月庚戌，韩琦言：『近颁方书诸道，以救民疾。而贫下之家，力或不能及。请自今诸道节镇及并、益、庆、渭四州岁赐钱二十万，余州、军、监十万，委长吏选官合药，以时给散。』从之。
三年十二月己酉，翰林学士韩绛言：『中书门下，宰相所职，而以他官判省，名不相称。更定其制，百司常务多白二府。请详其轻重，移付于下，使大臣不为细故撄虑，得以专意政事。又章服所以别尊卑，今走吏与公卿不殊。请依唐制，以品数为等。其因年考及阶品合服者，须未尝犯徒罪，乃听。又台阁、省寺，典章所由出也。今独有敕条文案而已。本朝故事、名臣遗范，无所传录。请依《周礼》、《唐六典》著为一书。』诏翰林学士胡宿、知制诰刘敞详以闻。敞等条列改正裁损申明十事，其后皆不果。
详定乘舆之制
康定元年九月。初，三驾皆以待礼事[13]。而车驾近出，上用常役以行，议者以为近于阔略，于是参知政事宋庠言：『车驾行幸，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，其常日导从，惟前有驾头，后拥扇伞而已，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。其侍从及百司官属，下至厮役，皆杂行道中。步辇之后，但以亲事官百许人执檛而殿，谓之禁卫。诸班禁骑，颇与乘舆相远，而士庶观者，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，喧呼不禁。所过者旗亭、市楼，皆垂帘外蔽，士民凭高可瞰，而逻司、街使曾不呵止。威令弛废，习以为常。且黄帝以神功盛德，犹假师兵为营卫，盖所以防微御变也。汉、魏以降，有大驾、法驾、小驾之仪。至唐，又分殿中、诸卫、黄麾等仗，名数、次序，各有施设。国朝承五代荒残之余，事从简略，鸣鉴游豫，仅同藩镇，而尽去戈戟、旌旗之制，非所谓旄头先驱、清道后行之谨也。此皆制度放失，惮于改作之咎。谓宜委一二博学近臣，检寻前代仪注及卤簿，令于三驾诸仗内参定。今以乘舆常时出入之仪比三驾诸仗，酌取其中，稍增仪物，具严法禁，上以尊宸极，下以防未然，革去因循，其在今日。』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，遂合奏请班直、禁兵、步骑为禁卫，仍旧数复增清道马百，佩弓矢为五重，骑而执罕毕者一，骑而执牙门旗前后四，骑而执绯绣凤氅二十四、雉扇十有二，皆分左右。天武兵徒行者执柯舒，亲从兵增其数三百，殿前指挥使增为二百，并骑，左右相对。开二门，门间容二丈，以拟《周礼》之入门。凡前牙门旗、后牙门旗，前为禁卫，辄入者论以法。禁乘高下瞰、垂帘外蔽、夹道喧呼驰走者。颇著于令。其后浸弛云。』
嘉祐六年七月己丑，太常礼部院及整肃仪卫所并言：『请自今驾出，以閤门祗侯并内臣各一员挟驾头左右，次扇筤，以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。』先是，幸睦亲宅，内侍抱驾头坠马，驾头坏。御史中丞韩绛乞增乘舆出入仪卫之禁。事下太常礼院等处恭议，而定此制。
江休复《杂志》云：韩绛问李淑：『驾头何物?』曰：『百讲坐之一。』刘敞访之王洙，云：『御坐传四世矣。』乃初即位所坐。
定集议官制
明道二年七月己巳，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：『国家每有大事，必集议于尚书省，所以博访论议，审决是非。近详定庄献明肃皇后、庄懿皇太后陞祔事，而尚书省官有带内外制或兼三司副使，多移文不赴。且带职尚书省官，一时之选，宜有建明，而反以职任自高，辄不赴集，诚未副朝廷博谋之意。请自今每有集议，其带职尚书省官，如托事不赴者，以违制论。』从之。
景祐四年三月。先是，诏从段少连所请，尚书省官带内外制及兼三司使、副不赴集议者，以违制论。集贤校理赵良规以为不可，上言曰：『国朝故事，令敕、仪制别有学士、知制诰、待制、三司副使著位，视品与前朝异同，无在朝叙职、人省叙官之说。若全不论职，则后行员外郎兼学士，在朝立丞、郎上，入省居比、驾下；知制诰、待制入朝与侍郎同立，入省分厕散郎；员外郎任三司副使、郎中任判官，在三司为参佐，入本省为正员，所以旧来议事集，尚书省官带职者不赴，别诏三省悉集，则及大小两省；内朝官悉集，则及学士、待制、三司副使；更集他官，则诸司三品、武官二品，各次本司长官。故事：尚书省官带知制诰、中书省奏班部簿，即是于尚书省、御史台了不著籍，故有「绝曹」之语。又凡定学士、舍人两省著位，除先后入外，若有陞阶，皆特禀朝旨，岂有在朝入省迭为高下?』诏御史台、礼院详定，久不决。于是判礼院冯元等奏曰：『会议之文，由来非一，或出朝廷副旨，或徇官司旧规，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；集学士、两省台官者，容有内制、给舍、中丞；集学士、台省及诸司四品以上者，容有卿、监；集文武百官者，容有诸卫。盖谋事有大小，集官有差等，率系诏文，乃该余职。段少连以太常易名之细，考功覆议之常，误为群司普当会席，列为具奏，婴以严科，遂使绝曹清列还入本行，分局常员略无异等。请臣僚拟谥，止集南省官属，或事缘体大，临时敕判，兼召三省、台、寺，即依旧例。』御史台别奏云：『今尚书省官任内制者系台省之籍，无坐朝之实。论职官之言，正为绝曹者设，岂可受禄?则系官定俸，议事则绝曹为辞。况王旦、王化基、赵安仁、晁迥、杜镐、杨亿，皆当预议于尚书者，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、知制诰，曰屡经都省议事。散骑常侍徐铉见江南旧儒所说次第略同，又议大事，仆射、御史大夫入省，唯仆射至厅下马。于今行之，所以重本省也。故都堂会议，列状以品，就坐以官。忽此更张，恐非通理。』礼官吴育曰：『两奏各有未安。尚书制度虽崇，亦天子之有司。在朝廷既殊班列，入有司辄易尊卑，是以朝省为彼我，官职分二事也。两制近职若有事议，而云绝班不赴，非所以求至当。且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，是谓绝班。翰林学士亦知制诰，不绝班簿，此因循之制，未为确据。纵绝班有例，而绝官无闻。一人命书，三省连判而都无所系，止为俸钱，岂命官之理?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，足以质定：祥符五年，仆射上事仪，绝班之官别头赞引，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。请凡会议，省官带近职者别作一行而坐，自为序列，非以相压。若诏两制、台省、诸司、卫官毕集，则各从其类，自作一行，书议如其次。』诏：『尚书省议事，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；如遇集议大事，令赴别设坐次。』
校勘记
[1]二月壬戌 按：此条亦在天圣四年，当置本卷之首。见《长编》卷一○四。
[2]荡人心志 原本作『伤人心志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四改。
[3]安抚 原本作『安辅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改。
[4]戊午 原本作『丁巳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四改。
[5]韩琦 原本作『韩玮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四改。
[6]所出土 原本作『所出上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二改。
[7]折计 原本脱『计】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二改。
[8]都水校尉 原本作『都水使者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四改。
[9]留逵 《长编》卷一○四作『刘逵』。
[10]辛未 原本作『丁卯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○五改。
[11]二月戊辰 原本作『二年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六六改补。
[12]今后 原本作『今从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六六改。
[13]三驾皆以待礼事 原本作『三驾□□□礼事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二八补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一
仁宗皇帝
议乐
景祐初议
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，命龙图阁待制燕肃、集贤校理李照、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。肃时判太常寺，建言：『旧太常钟、磬皆设色，每三岁亲祠则重饰。岁既久，所涂积厚，声益不协。』故有是命。帝亲阅视律准，题其背以属太常。肃等即取钟、磐，剗涤考击，用律准按试其声，皆合。
二年二月丙辰朔[1]：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。戊午，御延福宫临阅，奏郊庙五十一曲。因问李照：『乐何如?』照对：『乐音高[2]。』命详陈之。照乃进言：『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，视禁坊乐高二律。击黄钟则为仲吕，击夹钟则为夷则，是冬兴夏令，春召秋气。盖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朴创意造律准，不合古法，用之本朝，卒无福应。又编钟、铸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，铜锡不精，声韵失美，大者陵，小者抑，非中度之器。相传以为唐旧钟，亦有朴所制者。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，复令神瞽协其中声，然后声应凤鸣，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。其乐传之复古，不刊之法也。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，可使度量权衡协和。』有诏许之，仍就锡庆院铸。庚申，太常博士、直史馆宋祁上《大乐图义》二卷。
四月丁巳，李照言：『奉诏制玉律以候气，请下潞州，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，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。』从之。戊辰，命宰臣吕夷简、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，参知政事宋绶、蔡齐、盛度同都大管勾，集贤校理李照、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，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。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，以奏御，遂建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秬黍，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。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四律。照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庚午，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，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，许所在荐闻，或自官司特较试之。侍御史刘夔言：『乐之大本与政化通，不当轻易其器。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，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，一切罢之。』帝善其言，亦不果从也。
五月丙寅[3]，李照上《九乳编钟图》。钟旧饰以旋虫，改为龙。并自创八音新器。又请别□【杰按：此处原书无字。】石为编磬。辛卯，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。照又言：『既改制金、石，则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亦当更制，以备献享。』乃铸铜为龠、合、升、斗四物，以兴铸铸钟。声量之率，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，合三倍于龠，升十二倍于合，斗十倍于升。既改造诸器，以定其法，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，更增六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铭曰『乐斗』。及潞州上秬黍，照择大者纵累之，检考长短。尺成，与太府尺合，法愈坚定。
六月辛酉，左司谏姚仲孙言：『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，俾协纯音，谓旧律太高，裁之就下。以高形下，人固知之，然或制之未得其精，损之不差其度，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?闻其所为，率多诡异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，范中金以作钟。又欲以三辰、五灵、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。臣虽愚昧，窃有所疑。自祖宗以来，考正大乐，荐之郊庙，垂八十年。洪惟先朝，备行盛礼，燔柴岱岳，瘗玉汾脽，振前王久坠之风，举历代难行之典。蒇事之际，斯乐具陈，固以格明神，昭景贶。先儒审议，曾靡间言。若一旦轻用新规，全黜旧制，臣窃以为不可。望特诏罢之，止用旧乐。』时帝既许李照制器，业以为之，且欲究其术之是非，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。先是，太常钟、磬每十六枚为一簴。而四清声相承不击。乙丑，李照言：『十二律声已备，余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，去四清钟，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。』冯元等驳之曰：『前圣制乐，取法非一，故有十三管之和，十九管之巢，三十六簧之竽，二十五弦之瑟，十三弦之筝，九弦、七弦之琴，十六枚之钟、磬，各自取义，宁有一之于律吕、专为十二之数也?且钟、磬八音之首，丝、竹以下，受而为均，故圣人尤所用心焉。春秋号乐，总言金奏，诗颂称美，实依磬声。此二器非可轻改。今照欲损为十二，不得其法于古，臣等以为不可。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，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，以附正声之次。原其四清之意，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。夫此五音，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不相凌谓之正，迭相凌谓之慢，百王所不易也。声重大者为尊，轻清者为卑。卑者不可加于尊，古今之所同也。故列声之尊卑者，事与物不与焉。则事为君治，物为君用，不能尊于君故也。惟君、臣、民三者，则事有上下之分，不得相越，故四清声之设，正为臣、民相避以为尊卑也。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，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，臣民相越，上下交戾，则凌犯之音作矣，此甚不可者也。其钟声十六，皆本周、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，欲损为十二，惟照独见。臣以为如旧制便。』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，且诏曰：『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，有司别议以闻。』辛未，御崇政殿，召辅臣观新乐（见《郊祀》）。
七月癸巳，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，自是再观焉。庚子，侍御史曹修睦言：『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，而其费甚广。请付有司按劾之。』帝以照作钟、磬颇与众音相谐，但罢其增造，仍诏谕修睦。知杭州郑向言：『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。』上其所撰《乐论》十二篇，并律管十三。诏令逸赴阙。先是，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、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、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，上言：『县设建鼓，初不考击，又无三鼗。且旧用诸鼓，率多陋弊。』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。甲辰[4]，元等言：『建鼓四，今皆具而不击，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，以代建鼓。乾德四年，秘书监尹拙言：散鼓不详所置之由，且于古无文，去之便。时虽奏可，而散鼓于今仍在。又灵鼓、雷鼓、路鼓，虽击之，皆不成声，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。而雷鼗、灵鼗、路鼗阙而未制。今既修正雅乐，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，使击考有声。及创为三鼗，如古之制，使先播之，以通三鼓。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。』奏可。时有上言以为：『雷鼓八面，前世用以迎神，不载考击之法。而大乐所制，以柱贯中，故击之无声，更令改造，山趺上出云以承鼓，刻龙以饰柱。面各一工击鼓，一工左执鼗以先引。凡圆邱降神六变，初八面，皆三击椎而左旋，三步则止。三者，取阳数也。又再击以为节。率以此法至六成，灵鼓、路鼓亦如之，建鼓植于四隅，皆有左鞞右应。乾隅左鞞，应钟亥之位也。中鼓黄钟，子之位也。右应大吕，丑之位也。艮隅左鞞，太簇寅之位也。中鼓夹钟，卯之位也。右应姑洗，辰之位也。巽隅右应中吕，巳之位也。中鼓蕤宾，午之位也。左鞞林钟，未之位也。坤隅右应夷则，申之位也。中鼓南吕，酉之位也。左鞞无射，戌之位也。宜随月建，依律吕之均击之。』诏可。
范镇《东斋记事》云：《周礼》：雷鼓，鼓神祀。灵鼓，鼓社祭。路鼓，鼓鬼事。郑康成云：雷鼓，八面鼓也。灵鼓，六面鼓也。路鼓，四面鼓也。鼓之数不见于经，然神有尊卑，则其数有多寡隆杀，理或然也。必汉时尚然，所以康成云尔。几面，犹言几两车、几区宅、几屡田也。唐开元中，蜀人有绘图以献者。一鼓而八面、六面、四面。既不可考击，乃于县內别置散鼓。国朝仍之，郊庙、宗庙设而不作。景祐中，冯章靖公言雷鼓、灵鼓、路鼓并当考击，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。然不言鼓之制是非，甚可怪也。
后元等复以殿庭备奏，四隅建鼓，既随月协，均顾无以节乐，而《周官·鼓人》以晋鼓鼓金，奏应以施用。诏依《周官》旧法制焉，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。古者镈钟击为节检，而无合曲之义。大射有二镈，皆乱击焉。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。景德中，李宗谔领太常，总考十二镈钟，而乐工相承，殿廷习用三调六曲。三调者，黄钟、太簇、蕤宾也；六曲者，别调有《隆安》、《正安》二曲，郊庙之县，则环而击之。宗谔言：『金部之中，镈钟为难和，一声不及，则宫商失序。使十二镈工皆精习，则迟速有伦，随月用律，诸曲无不通矣。』真宗因诏黄钟、太簇二宫更增《文舞》、《武舞》、《福酒》三曲。至是，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。元等奏言：『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，音韵克谐。国朝亦用随均合曲，然但施殿庭，未及郊庙。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，随均为节，便于合乐，仍得并施郊庙[5]。若轩县以下，则不用此制，所以重备乐，尊王制。』诏从之。
八月己巳，御崇政殿，召辅臣观新乐。上出双凤管，下太常肄习之。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，管端刻饰双凤，施两簧焉，而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，以备雅乐。两仪琴者，施两弦；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，以象律吕之数。又敕更造十弦琴、九弦琴，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，方其首者以祀地。命李照同修乐书。丁丑，内出《景祐乐髓新经》六篇赐群臣，其一释十二均；二明所主事；三辨音声；四图律吕相生，并祭天地，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；五十二管之长短；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，配之于四时，建之于日月，通之于鞮竺，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。
九月辛巳朔，李照言：『今太常所用祝，其四面皆画时卉，未合古制。请易以青龙、朱雀、倮虫、白虎、元龟，以配五方。』从之。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，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。初，照既定雅乐，而声极下，故又制燕乐之器，欲写其声。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，罢之。隋制：内宫县二十簴，以大磬代镈钟，而去建鼓。唐武后称制，改用镈，因而莫革。及是，诏访冯元等曰：『大磬应何法考击?何礼应用?』癸未，元等言：『古者特磬以代镈钟，本施内宫，遂及柔祀。隋、唐之代，继有因改。先皇帝东禅梁甫，西瘗汾阴，并仍旧章，陈于县奏。若其所用吉礼，则中宫之县；祀礼则皇地祇、神州地祇、先蚕。今之奉慈庙、后庙，皆应陈设宫县，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。若考击之法，谓宜同于镈钟。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，而立依均合曲之制，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，与编磬相应，为之乐节也。』诏可。
丁酉，祠部员外郎、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，赐三品服。入内供奉官、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，以造新乐成也。自余修制官属、诸工凡七百余人，悉迁补有差。初，照谓旧乐声高，乃以太府尺为法，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。照独任所见，更造新器。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，乐工歌其韵，中无射倍声。又馋破旧钟磬，欲一用新器。上时博求知音者，听照所言。音官、乐工虽知其不可，而不敢非之。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，故特改官。起五月造，止八月，成金石七县。而照自造新乐笙、竽、瑟、笛、箪篥等十二种，皆不可施用。诏但存大笙、大竽二种而已。照谓：『今簞篥，乃《豳诗》所谓苇管也。《诗》云：「一之日觱发，二之日栗烈。」且今簞篥首，伶人谓之苇子，其名出此。』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，议者嗤之。壬寅，御崇政殿按新乐。诏中书门下、枢密院大臣与观焉。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：『宋祁所上《大乐图义》，其论《武舞》所执九器，礼经但举其凡，而不著言其用后先，故旅进辈作，而无终始之别。且鼗者，所谓导舞也；铎者，所谓通鼓也；錞者，所谓和鼓也；铙者，所谓止鼓也；相者，所谓辅乐也；雅者，所谓陔步也。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?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?臣谓当舞入之时，左执干，右执戚，离为八列。别使工人执旌，最前鼗、铎以发之，錞以和之。左执相以辅之，右执雅以节之。及舞之将成也，则鸣铙以退行列，筑雅以陔步武，鼗、铎、锌、相皆罢而不作，如此庶协舞仪。请如祁所论。』奏可。
三年二月丙辰[6]，诏翰林学士冯元、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、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。瑗，海陵人，以经术教授吴中。范仲淹前知苏州，荐瑗知音，白衣召对崇政殿，与逸俱命。
三月丙申，诏：『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，未有应诏书者[7]。其令所在更博求之。』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，别为钟、磬各一架。
六月丙辰，以新修乐书为《景祐广乐记》。丙寅，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，且言其法本《汉志》，可用合律度量衡。诏冯元、聂冠卿、宋祁同较定以闻。
七月戊子，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、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、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《景祐广乐记》八十一卷，元等皆迁官。乙亥，命翰林学士丁度、知制诰胥偃、直史馆高若讷、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。
八月甲戌，右司谏、直集贤院韩琦言：『乐音之起，生于人心，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，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，非器之然也。故孔子曰：「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。」孟子之对齐宣王：「今乐犹古乐。能与百姓同乐，则古今一也。」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，乃谓礼乐之作，盖圣人缘物设教，治之隆替，亦不由此。魏文公对以「乐在人和，不由音调」。皆述乐之至言也。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、胡瑗、邓保信所造钟律，粗考前志，参验今法，二家之说，差舛未安。盖阮逸之主分方，保信之用长黍，质之典据，悉无所闻。伏自艺祖以来，通用王朴之乐，未尝更易，以至天下无事，垂八十载。为乐之用，非不和也。顷燕肃妄加磨鑢，会李照至阙，谓其音未谐。陛下再加练覈，许之改作。洎逸、瑗继至，盛言照乐穿凿，再令造律，则又围径乖古。保信续上新法，亦复长广未合。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，属者徇一臣之偏议，变数朝之同律，赐金增秩，优赏其劳，曾未周岁，又将易制。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，不惟有伤国体，实亦虚费邦用。历观前代议乐，古之管尺尚存，而犹是非纷纭，累年方就，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。臣窃计之，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，使政令平简，民物熙洽，海内击瓖，鼓腹以歌太平，斯乃治古之乐，可得以器象求乎?既达其源，又当究今之所急者。且西、北二陲，久弛边备，寇敌之性，岂能常保?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，宜先及之，缓兹求乐之议，移访安边之策。急其所急，在理为长。请下有司：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、钟磬、权量，存而未行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，俾之详正，而后施用一二年，讫无至者，则将王朴、逸、瑗、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，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，固亦未晚。』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。
九月丁亥，详定黍尺钟律。丁度等言：『邓保信制尺用上党秬黍，圆者一黍之长，累百而成。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，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容秬黍千二百，遂用黍长为分，再累成尺，校保信尺律不同。其龠、合、升、斗深阔，推以算法，类皆差舛，不合周、汉量法。阮逸、胡瑗所制，亦上党秬黍中者，累广求尺，制黄钟之律。今用再累成尺，比逸、瑗所制，又复不同。至于律管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、豆、区、鬲，亦率类是。盖黍有圆长大小，而保信所用者圆黍，又首尾相衔。逸等止用大者，故再考之即不同。尺既有差，故难以定钟、磬。谨详古今之制，自晋至隋，累黍之法，但求尺管，不以权量参校，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。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，据斗造律，兼制权量，亦不合周、汉制度。故《汉志》有「备数和声，审度嘉量权衡」之说，悉起于黄钟。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，则班《志》积分之法为近。逸等以大黍累尺、小黍实龠，自戾本法。保信黍尺，以长为分，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，然当时已不施用。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，及首尾相衔，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。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，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。』诏悉罢之。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、逸、瑗所制四尺。度等言：『尺度之兴尚矣。《周官》璧羡以起度，广径八寸，袤一寸。《礼记》布手为尺。《淮南子》十二粟为寸。《孙子》十釐为分[8]，十分为寸。虽存异说，莫可适从。《汉志》元始中，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，使刘歆典领之。是时周灭二百余年，古之律度当有存者。以歆之博贯艺文，晓达历算，有所制作，宜不凡近。其审度之法云：「一黍之广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。」先儒训解经传，多引以为义。历世祖袭著之定令，然而岁有丰俭，地有硗肥。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之生物，理难均一。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耳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累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钟律，是为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，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。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销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[9]，惟有法钱而已。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。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半两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。下洎隋朝，多以「五铢」为号。既历年代，尺度屡改，故大小轻重，鲜有同者。惟刘歆制铜斛之世，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；王莽天风元年，改铸货布、货泉之类，不闻后世复有铸者。臣等检详《汉书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唐六典》，云：大泉五十重十二铢，径一寸二分。错刀钚如大泉，身形如刀，长二寸。货布重二十五铢，长二寸五分，广一寸，首长八分有奇，广八分，足股长八分，间广二分，圆好径二分半。货泉重五铢，径一寸。今以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四物相参校，分寸正同。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，盖当时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，但当校其手、足、肉、好、长、广、分、寸，皆合正史者用之，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。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，如刘歆术业之博，祖冲之算数之妙，荀公曾之详密，既合周尺，则最为可法。兼详隋牛里仁等议，称：「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，与宋尺同，以调钟律，以均田度地。」唐祖孝孙云：「隋平陈后，废周玉尺，用此铁尺律。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。」今司天监景表尺，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，盖以其洛都旧物也。公曾所谓西京铜望臬者，盖西汉之物。和岘谓洛阳、西京，乃唐都尔。今以货布、错刀、货泉、大泉等校之，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。由此论之，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。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、汉，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间，荐之郊庙，稽合唐制，以示诒谋则可。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制。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，比景表尺短四分。既前代未尝施用，复经太祖朝更易。其逸、瑗、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，其制弥长，去古弥远。又逸进《周礼度量法议》，欲先铸嘉量，然后取尺度权衡。其说疏舛，不可依用。谨考旧文，再造景表尺一，校汉钱尺二，并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总十七枚上进。』诏度等以钱尺、景表尺各造律管，比验逸、瑗并太常新旧钟磬，考音之高下以闻。度等言：『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，定可用者，止按典故，及以《汉志》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，谓宜准许景表尺施用。今被旨造律管，验音高下，非素所习，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。』诏罢之。壬辰，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、知城父县，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。初，召逸、瑗作钟磬律度，按之，虽与古多不合，犹推思而遣之。
宝元元年七月丙辰，右司谏韩琦言：『前奉诏详定钟律，尝览《景祐广乐记》，视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，皆率己意，别为律度，朝廷因而施用，识者久以为非。今将亲祀南郊，不可重以违古之乐，上荐天地、宗庙。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，郊祀大礼，请复用之。』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、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。绶等言：『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考据。愿如琦请，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。旧乐钟、磬不经照镌磨者，犹存三县七虞，郊庙殿庭，可以更用。』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，李照所造勿复施行。
琦以五月上言，绶等以七月定议。今从本志联书之。康定元年三月癸丑，太子申允阮逸上《钟律制议》并图三卷，诏送秘阁。
皇祐再定
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，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，同定钟、磬制度。先是，祭明堂，上亲阅大乐，而言者以为缚钟、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。诏令改作。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，故召之。
瑗本传云：并召阮逸。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，当考。《会要》九月五日诏：鎛钟、特磬未协音律，令邓保信、阮逸、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，别行铸造。《实录》无此。
三年二月己丑，诏徐、宿、泗、耀、江、郑、淮阳七州军采磬石，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。
十二月，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。庶，成都人。宋祁尝上书，著《乐书补亡》二卷。田况自蜀还，亦言其知音。既召赴阙，庶自言：『尝得古本《汉书》，云「度起于黄钟之长，以子谷黍中者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钟之长，一为一分。」今文脱「之起积一千二百黍」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累黍为尺以制律，是律生于尺，尺非起于黄钟也。且《汉志》「一为一分」者，盖九十分之一。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，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，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，九寸加一以为尺，则律定矣。』祠部员外部、直秘阁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，乃言曰：『李照以纵黍累尺管，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。胡瑗以横黍累尺，管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是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于管，以为黄钟之长，就取三分以为空径，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三说为是。盖累黍为尺，始失之于《隋书》。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，弃而不用，故隋平陈，得古乐器，高祖闻而叹曰：「华夏旧声也！」遂传用之。唐祖孝孙、张文收号称知音，亦不能更造尺律，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。朝廷久以钟律未正，屡下诏书，博访群议，冀有所获。今庶所言以律生尺，诚众论所不及。请如其法试造尺律，更以古器参考，当得其真。』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，如庶说造律尺龠律，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。龠律径九分，深一寸。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，而律容千二百黍。初，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。比律成，才下三律。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。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。
庶又言：『古者有五音，而今无正徵音。国家以火德王，徵属火，不宜阙。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。』又言：『《尚书》同律度量衡，所以齐一风俗。今太常、教坊、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，非《书》同律之义。且昔帝王巡狩方岳，以考礼乐，以行谏赏。谓宜颁格律，自京师及州县，无容辄异，有擅高下者论之。』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，又令庶自陈其法，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，令撰图以进。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，迭相为主，衍之成八十四调。旧宫、徵、角、羽、商五音次第配十声，然后加变宫、变徵二声以足之。庶推以旋相生之法，谓五行相戾非是，当改变徵为变羽，易变为闰，随音加之，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，而五行相生，终始无穷。诏以其图送详定所。庶又论：『吹律以听军声，谓以五行逆顺，可以知吉凶。先儒之说略矣。』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，特推恩而遣之。镇为论于执政曰：『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，由累黍为之也。累黍为之者，史之脱文也。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，以为后世惑乎?殆不然也，易晓而必合也。房庶之法是矣。今庶自言其法依古，以律而起尺，其长与空径、与容受、与一千二百黍之数，无不合之差。诚如庶言，此至真之法也。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，积实分八百一十，于算法圆积之则，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积方实八百一十分，此古律也。律体本圆，圆积之是也。今律方积之，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比古已大矣。故围十分三釐八毫，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，积实亦八百一十分。律体不方，方积之非也。其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积实八百一十分，非外来者也，皆起于律也。以一黍而起于九分，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，皆取于黍。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，而求分亦非也。其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之起于律，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围十分三釐八毫，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，古今之法，疏密之课，其不同较然可见，何所疑哉?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，则淹引岁月，计费益广，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。其淹久而计费广者，为之不敏也。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、夹钟、太簇等数律，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，钟、磬每编才易数枚，因旧而图新，敏而为之，则旬月之功也，又何淹久而广费哉?』执政不听。
房庶上《律吕旋相图》在四年二月庚寅，今从《律历志》。并考之《乐志》，载庶论今乐犹古乐。附五年九月。
四年正月庚申，乾宁军献古钟。诏送详定大乐所。
《实录》明年二月末又书『乾宁进古钟』，本志亦在明年二月。此年所进，《志》独不书，恐《实录》重出也。今止存其一，明年不复书。
六月乙酉，祠部员外郎、直秘阁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：『陛下制乐以事天地、宗庙，以扬祖宗之休，兹盛德之事也。然自下诏以来，及今三年，有司之论，纷然未决，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。窃惟乐者，和气也。发和气者，声音也。声音之生，主于无形，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，俾后人参考之，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。有形者，秬黍也，律也，尺也，龠也，鬴也，斛也，算数也，权衡也，钟也，磬也。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，然后为得。今皆相戾而不合，则为非是矣。有形之物非是，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，安可得哉?谨条十者，非是之验，惟裁择焉。按《诗》：「诞降嘉种，维秬维極。」诞降者，天降之也。许叔重云：「秬，一稃二米。」又云：「一秬二米，后汉任城县产秬黍，三斛八斗，实皆二米。史官载之，以为嘉瑞。」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，谓之秬鬯。宗庙降神，惟用一尊；诸侯有功，惟赐一卤，以明天降之物，世不常有而可贵也。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，秬皆一米，河东之人谓之黑米。设有真黍，以为取数至多，不敢送官，此秬黍为非，是一也。又按：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。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围十分三釐八毫。是围九分外，大其一分三釐八毫。而后容千二百黍，除其围广，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。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。古者以竹为律，竹形本圆，而今以方分置算，此律之为非是二也。又按：《汉书》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，本起黄钟之长。又云「九十分黄钟之长」者，据千二百黍而言也。千二百黍施于量，则曰黄钟之龠；施于权衡，则曰黄钟之重；施于尺，则曰黄钟之长。今遗千二百之数，而以百黍为尺，又不起于黄钟，此尺之非是三也。又按：《汉书》龠其状似爵。爵为爵盏，其体正圆，故龠当圆径九分，深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，与律分正同。今龠乃方一寸，深八分一釐，容千二百黍，是亦以方分置算也，此龠之非是四也。又按：《周礼》鬴法，方尺圆其外，深尺容六斗四胜。方尺者，八寸之尺也。深尺者，十寸之尺也。何以知尺有八寸、十寸之别?按：《周礼》璧羡度尺，好三寸以为尺。璧羡之制，长十寸，广八寸，同谓之度尺。既以为尺，则八寸、十寸俱为尺矣。又《王制》云：古者以周尺八尺力步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八尺者，八寸之尺也。六尺四寸者，十寸之尺也。同谓之周尺者，是周用八寸、十寸尺明矣。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，十寸尺为鬴之深，而容六斗四胜、千二百八十龠也。积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。今鬴方尺，积千寸，此鬴之非是五也。又按：《汉书》斛法，方尺圆其外，容十斗，旁有庇焉。当隋时，汉斛尚在，故《隋书》载其铭曰：「律嘉量斛。」方尺圆其外，庇旁九釐五毫，冪百六十二寸，深尺容一斛。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，此斛之非是六也。又按算法：圆分谓之径围，方分谓之方斜。所谓「径三围九方五斜七」是也。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，此算数非是七也。又按权衡者，起一千二百黍而立法也。周之鬴，其重一钧，声中黄钟，汉之斛，其重二钧，声中黄钟。鬴、斛之制，有容受，有尺寸，又取其轻重者，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。今黍之轻重未真，此权衡为非是八也。又按：凫氏为钟，大钟十分，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。小钟十分，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。今无小大薄厚，而一以黄钟为率，此钟之非是九也。又按磬氏为磬，倨句一矩有半，其博为一，股为二，鼓为三，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。今亦以黄钟为率，而无长短厚薄之别，此磬之非是十也。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，易见者也。使其一不合，则未可以为法，况十者之皆相戾乎?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。请以臣章下有司，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?律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孰是?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?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?鬴之方尺圆其外、深尺与方尺孰是?斛之方尺圆其外、庇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?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?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?钟磬依古法，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中律、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?是不是定，然后制龠、合、升、斗、鬴、斛，以校其容受，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，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，为钟、磬，量与钟、磬合于律，然后可以为乐也。今尺律本末未定，而详定、修制二局工作之费，无虑千万计矣，此议者所以云云也。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，而顾谓作乐为过举，又言当今宜先政令，而礼乐非所急，此臣之所以尤惑也。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陛下亲临决之，顾于政事不已大乎?昔汉儒议盐铁，后世传《盐铁论》。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，而有司议论不著盛德之事，后世将何考焉?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议论条上，合为一书，则孰敢不自竭尽，以副陛下之意?如以臣议为然，伏请权罢详定、修制二局，俟真黍至然后为乐，则必得至当，而无事于浮费也。』诏送详定所。镇说自谓得古法，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，以为弗合。世鲜钟律之学，卒莫能辨其是非焉。
十月甲戌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，为光禄寺丞、国子监直讲，同议大乐。
十二月壬辰，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，凡鎛钟十二。黄钟高二尺二寸半，於广一尺二寸，鼓六钚、四舞、六角，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，隧径二寸二分，深一寸二釐，篆带每面纵者、横者四枚，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，每面共三十六，两栾间一尺四寸，容九斗九胜五合，重一百六斤。大吕以下十一钟，并与黄钟同制，而两栾间递减半分，至应钟容九斗三胜五合，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，并中新制本律。特磬十二，黄钟、大吕股长二尺，博一尺，鼓三，又博六寸九分，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。太簇以下，股长尺八寸，博九寸，鼓二尺七寸，博六寸，弦三尺三寸七分半，其声各中本律。黄钟厚二寸一分，大吕以下递加其厚，至应钟厚三寸五分。诏以其图送中书。议者以为：『《周礼》大钟十分，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。小钟十分，其钚间以其一为之厚。则是大钟宜厚，小钟宜薄。今大钟重一百六斤，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，则小钟厚，非也。又磬氏为磬，倨句一矩有半，博为一，股为二，鼓为三。叁分其股，博去其一，以为鼓博三分，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。今磬无博厚，无长短，亦非也。』
钟磬非是，盖与范镇所上书略同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，今从《实录》。按：李兑明年五月奏，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，遂斥而不用，复诏近侍详定。而《实录》阙之，乃今附此。
五年四月甲午，命参知政事刘沆、梁适监议大乐。乙未，详定大乐所言：『知制诰王洙奏：黄钟为宫，最尊者，但声有尊卑尔，不必在其形体也。言钟、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，经典无正文，惟郑康成立意言之，亦自云假设之法。孔颖达作疏，因而述之。据历代史籍，亦无钟、磬依数大小之说。其康成、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，至如言磬前长三律，二尺七寸，后长二律，一尺八寸，是磬有大小之制者，据此黄钟为律。臣曾依此法造黄钟、特磬者，止得林钟律声。若随律长短为钟、磬大小之制，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，减至应钟，则形制大小，比黄钟才四分之一。又九月、十月以无射、应钟为宫，即黄钟、大吕反为商声，宫小而商大，是君弱臣强之象。今参酌其鎛钟、特磬制度，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、大小、容受数，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，铸大吕、应钟，钟、磬各一，即见形制、声韵所归。』奏可。
五月戊午，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：『奉诏详定大乐，比臣至局，钟、磬已成。窃缘律有长短，磬有小大。黄钟九寸最长，其气阳，其象土。其正声为宫，为诸律之首。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。今十二钟、磬一以黄钟为率，与古为异。臣尝询阮逸、胡瑗等，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。故臣窃有疑，请下详定大乐所，更稽古义参定之。』辛丑，知谏院李兑言：『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，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，遂斥而不用。复诏近侍详定。窃闻崇文院聚议，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，王洙不从，语言往复，殆至喧哗。夫乐之道广大微妙，非知音入神，岂可轻议?西汉去圣尚近，有制氏世典大乐，但能记其铿锵，而不能言其义。盖况今又千余年，而欲求三代之音，不亦难乎?且阮逸罪废之人。安能通明述作之事?务为异说，欲规恩赏。朝廷制乐数年，当国用匮乏之时，烦费甚广。器既成矣，又欲改为。虽命两府大臣监议，然未能裁定其当。请以新成钟、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，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。洙既与瑗、逸更造钟、磬，而无形制、容受之别。』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，而议者多以为非，后亦不复用。
九月乙酉，崇政殿召近臣、宗室、谏官、省府推判官观新乐。先是，钟、磬之音未合古法，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。议者各安所习，久而不决，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，亲临视之。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，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。至隋用累黍为尺，而制律容受，卒不能合。及平陈，得古乐，遂用之。唐兴，因其声以制乐，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。五代之乱，大乐沦散，王朴始用尺定律，而声与器皆失之，故太祖患其声高，特减一律。至是又减半。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，比今燕乐高三律。上虽勤劳制作，未能得其当者，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。
自『先是，钟、磬之音』至『尺生律也』并范镇所论，本志削去，今姑存之。然镇所论，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。当考。
史官蒲宗孟、李清臣曰：『世谓太常为雅乐，而未尝施于燕享。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?夫乐者，乐也，其道虽微妙难知，至于奏之，而使人悦豫和平，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。尝窃观于太常，其乐悬、钟磬、埙篪、搏拊之器，与夫舞缀、羽籥、干戚之制，盖皆仿诸古矣。逮振作之，则听者不知为乐，而观者厌焉。岂所谓古乐，其声真若此哉?孔子恶郑，恐其乱雅。乱之云者，似是而非也。孟子亦曰：「今乐犹古乐。」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，何哉?昔日李照、胡瑗、阮逸改铸钟、磬，处士徐复笑之曰：「圣人寓器以声，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，其可用乎?」照、瑗、逸制作，久之卒无成。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，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，其大略以谓：「上古世质，器与声朴，后世稍变焉。金石，钟磬也，后世易之为方响；丝竹，琴箫也，后世变之为筝、笛；匏，笙也，攒之以斗；埙，土也，变而为瓯；革，麻料也，击而为鼓；木，祝敔也，贯之为板。此八音者，于世甚便，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、鎛磬为宫，轩为正声[10]，而概谓胡部[11]、卤部为淫声。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，龙艘生于落叶，其变则然也。古者以俎豆食，后世易之以杯盂；古者簟席以为安，后世更之为榻按。虽使圣人复生，不能舍柸盂、榻按，而复俎豆、簟席之质也。然则八音之器，岂异于此哉?孔子曰「放郑声，郑声淫」者，岂以其器不古若哉?亦疾其声之变耳。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，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，则感人心，导和气，不曰治世之音乎?然则世所谓雅乐者，未必如古。而教坊所奏，岂尽为淫声哉?数子纷纷，改制钟律而复古。庶之论指意独如此，故缀其语存之，以俟知音者焉。』庚寅，光禄寺丞、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。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，内侍押班、右骐骥使、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，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，并以制钟律成，特迁之。
嘉祐元年八月。初，李照斥王朴乐音高，乃作新乐。下其声太常，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协。然照卒莫之辨。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，照及胡瑗皆非之。及照将铸钟，给铜于铸䥾务，得古编钟一。工不敢毁，乃藏于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云：「粤朕皇祖，实铸和钟。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，永保用。』叩其声，与朴钟夷则清声合，而其形侧垂。瑗后改铸，正其钮使下垂，叩之，弁郁而不扬。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，声不和。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：『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上将有眩惑之疾。』已而果然。于是范镇言：『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，及今四五年，日食星变、冬雷秋雹、大雨不时、寒暑不节，不和之气，莫甚此者。使乐无感动则已，乐而有所感动，则众异之至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去年十二月晦，大雨雪，大风，宫架辄坏。元日大朝会，乐作而陛下疾作。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，不然，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?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。自初议乐时，臣屡论新乐非是，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，今再具进呈，乞下执政大臣参详。臣书如有可采，伏乞且用祖宗旧乐，以俟异时别加制作。』丁丑，诏太常恭谢用旧乐。
校勘记
[1]丙辰朔 原本无『朔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六补。
[2]乐音 原本作『音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六乙正。
[3]丙寅 原本作『丙戌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六改。
[4]甲辰 原本作『甲午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七改。
[5]并施 原本『并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七补。
[6]二月 原本作『正月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八改。
[7]应诏书者 原本『诏』字为墨丁，《长编》卷一一八作『应书者』，句不通。兹据文意补。
[8]十釐 原本作『十犛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九改。
[9]酬验 原本『酬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九补。
[10]轩为正声 原本脱『为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七五补。
[11]胡部 原本『胡』字为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七五补。